王安石传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1)

　　王安石早年屡次被朝廷征召到京城任“馆职”，也就是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文职官员，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难，负担过重为理由，拒绝赴任。不过，后来朝廷授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却没有犹豫，很快就到京城来了。世上有些学者，常常就以这一点，批评他本来是热衷于富贵的，以前不过是矫情，故意做出这种姿态，为的是培养自己的声望，时间长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位。啊，为什么不认真考察真实的情况，而学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为人制造罪名呢？王安石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在他自己看来，固然很早而且显得比较成熟，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又是他学问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拒绝担任馆职是因为馆职太小，看不起馆职，然而，州县小吏就更加低贱了，为何能安心去做呢？不仅一直安心在这些职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动谋求这样的职位。只是因为他的家里较为穷困，母亲年纪也很老了，不得不为了俸禄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轻贱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安心地照顾家人。到了请他做学士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给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辞了，因为他的生活处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王安石的立身，与其说他像伯夷，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里悄悄地议论他，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在这里，我选择《临川集》中的一二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说法。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他在《乞免试状》中是这样写的：

　　我的祖母年纪已老，父亲去世后尚未安葬，弟弟、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里十分穷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难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经把这种情况向别人陈述过，请求不要让我参加争取馆职的这种考试。这样做怠慢了朝廷的诏命，怕是有罪的，幸亏朝廷很宽容，没有太为难我。不仅不再图谋让我去京城任职，更把我看做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养祖母的焦虑。我一再推辞避让，不敢去充当地位尊贵显要的职位，说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说我淡泊名利，却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县一职任期已满，等候补缺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家中老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刚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马上进京赴试，实在与我的私人计划有所妨碍，我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为怀，体察我的本意，收回让我参加馆职选拔考试的诏令，使我能圆满地完成这一次任命。

　　这是他初次拒绝朝廷的诏令，因为文彦博在推荐他的时候，称赞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试状》中特意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因为家中确有具体困难，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在此之前，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他写了《上相府书》，在此之后，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他又写了《辞集贤校理状》二篇，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写了《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写了《上曾参政书》，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写了《上富相公书》，其中的措辞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孝顺、友爱的感情，并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惭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做法视为矫情，怎么喜欢诬蔑别人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他喜欢担任地方官吏也是万不得已，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

　　我不考虑一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只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唯一的精神信仰，不能令人满意的品性，能否在孔子这里得到纠正而已。在外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里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贫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摘自《答王该秘校书》

　　我常常觉得，如今出来做官，都是道义得不到伸张而个人得到了发展，我看这里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出来做官，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不出来做官又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其道义就更得不到伸张了，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这样的原因。我曾写过《进说》一文，来鼓励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满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摘自《答张几书》

　　由此看来，像伊尹那样，先在有莘国的田野里耕种，后被成汤重用，并辅佐成汤灭了夏朝，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这种程度，他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责说得已经够多了，而后来的人仍然在私下里议论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粮仓的小吏，就希望进出的数字都是对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长得都很壮实。王安石也是这样，虽然他心里并不想担任这个差使，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忠于职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得过且过。这正是他的学问不欺骗人的道理。王安石担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显示出他的治理地方的能力。这在他担任鄞县知县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安石传》称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农田水利状况，防止当地水旱灾害；他还把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后偿还，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仅使县仓里的陈粮被新粮替换，还能方便农民，不使他们遭受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搞的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而只是在这个县里小试了一把。在《临川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县时的一些政绩，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陈九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写道：王安石曾经担任过鄞县知县，被称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后还受到当地人的奉祀，在庙中享受祭飨，老百姓至今把他视为神明。他在民间的影响，数百年过去了，仍然没有终止，可见他在道德修养和治理手段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欢做事的人，不是喜欢表白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两段看一看，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说：

　　我曾经讲过，如今造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开支没有节制，而且，不知道如何开发财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一家一户的富足有赖于国家的富足，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的富足，而要想使得天下富足，只有靠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比如，一个家庭，当家的人并不替他的儿子谋求财富，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儿子自然就能学会生财致富，父亲还有什么需求不能获得呢？如今关起门来跟儿子做买卖，门外的财富一点儿也进不来，虽然把儿子的钱全弄过来了，财富仍然没有增加。现在这些年，谈论财政的言论虽说都很不错，但不过都是国家索取天下财富的方法罢了，这就像父亲与儿子关起门来做买卖一样，正是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啊！

　　啊，这样的道理，怎么与当今之世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这么吻合，这么一致呢？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具体就表现在这里。然而，后世有人竟把他当作专门为朝廷敛财的官员看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与王安石的精神正相反呢？《临川集》中还有《议茶法》一文，讨论榷茶法应当废除的理由；又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文，指出由官方垄断食盐买卖是不可行的。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管理财政的专家，也是应当采纳的。但是，有些学者却把他当作桑弘羊、孔仅的同类而加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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