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时代（上）(2)

王安石的时代（上）(2)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银州（今陕西横山县党岔乡）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决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相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有宋一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很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他们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其核心就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还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多了一些保险系数。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彼此都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可用，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赖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遗憾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都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公元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相当于公元995—997年），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其中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郊祀用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宋太祖开宝（公元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公元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这年的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这十来年（公元1056—1067），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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