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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论(3)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勣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致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到诬蔑最厉害的一个。我先对此作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期待那些有见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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