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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论(1)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他这个人,还要了解他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安排,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的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方西方的一些国家实行的就是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了,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几个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于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的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它的夺目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于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他的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俗语所谓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的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的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种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最后便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么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是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砰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是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得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言事书》。在这篇《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出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其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一时间成为很大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辅佐他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他将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他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改变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世代居住在临川,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是,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去向他表示敬意,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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