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8)

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8)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极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竟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著《方志设立三书议》，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地位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实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今试将旧志中号称最佳之谢氏《广西通志》，与实斋所拟《湖北三书》稿，比较如下。

　　嘉庆《广西通志》目录：

　　训典四表：郡县沿革　职官　选举　封建

　　九略：舆地——疆域图、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山川——山、川、水利。关隘建置——城池、廨置、学校、坛庙、梁津。经政——铨选、恤助、经费、禄饷、恤政、田赋、盐法、榷税、积贮、祀典、土贡、学制、兵制、马政、邮政、承审土司事件、口粮、盐仓、刑具、鼓铸、陂河、经费、船政。前事艺文——经、史、子、集、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金石胜迹——城池、署宅、冢墓、寺观。

　　二录：宦绩　谪宦

　　六列传：人物　土司　列女　流寓　仙释　诸蛮

　　《湖北三书》目录：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皇言　皇朝编年（附前代）

　　三图：方舆　沿革　水道

　　五表：职官　封建　选举　族望　人物

　　六考：府县　舆地　食货　水利　艺文　金石

　　四政略：经济　循绩　捍御　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十二目：将弁员额、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工料价值表等。

　　《湖北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裒录经济策要。
　　丙集上下——裒录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裒录近人诗词。

　　约而言之，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则资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将重要资料悉予保存耶？则全书繁而不杀，必芜秽而见厌。故康之《武功》，韩之《朝邑》，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实斋所著《方志辨体》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义例，内一段云：“《通志》食货考田赋一门，余取《赋役全书》布政使司总汇之册，登其款数，而采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财赋利病奏议详揭及士大夫私门论撰，联络为篇。为文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府州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弊利，洞如观火。盖有布政司以总大数，又有议论以明得失，故文简而事理明也。旧志尽取各府州县《赋役全书》，挨次排纂，书盈五六百纸。……阅者连篇累卷。但见赋税钱谷之数，而数百年利病得失则茫然无可求。……”

　　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湖北掌故》中有《赋役表》一篇，《方志辨体》述其义例云：“志文既撷其总要，贯以议论，以存精华，仍取十一府州六十余州县《赋役全书》，巨帙七十余册，总其款目以为之经，分其细数以为之纬，纵横其格，排约为《赋役表》。不过二卷之书，包括数十巨册，略无遗脱。……”观此可见《掌故》书体例一斑。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依式最录，则不必高材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者也。实斋所作《州县请立志科议》云：“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玄、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亳》《永清》三志，传本既甚希，吾侪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未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吾将别著《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详论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诸名志，见者甚少，不敢细下批评。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同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统新疆袁志，前无所承，体例亦多新创，卓然斯界后起之雄矣。各府州县志，除章实斋诸作超群绝伦外，则董方立之《长安》《咸宁》二志，论者推为冠绝今古；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泾县》《淳化》《长武》，孙渊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师》《安阳》，段茂堂之《富顺》，钱献之之《朝邑》，李申耆之《凤台》，陆祁孙之《郯城》，洪幼怀之《鄢陵》，邹特夫、谭玉生之《南海》，陈兰甫之《番禺》，董觉轩之《鄞县》《慈溪》，郭筠仙之《湘阴》，王壬秋之《湘潭》《桂阳》，缪小山之《江阴》，皆其最表表者。而比较其门目分合增减之得失，资料选择排配之工拙，斯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余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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