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2)

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2)

　　（乙）上古史之研究

　　《史记》起唐虞三代，而实迹可详记者实断自春秋而取材于《左氏》。《通鉴》则托始战国。而《左传》下距《战国策》既百三十三年，中间一无史籍，《战国策》又皆断片记载，不著事实发生年代。于是治史学者当然发生两问题：一春秋以前或秦汉以前史迹问题；一春秋战国间缺漏的史迹及战国史迹年代问题。

　　第一问题之研究，前此则有蜀汉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皆佚，宋胡宏《皇大纪》、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金履祥《通鉴前编》等。清初治此者则有马宛斯骕、李廌清锴。宛斯之书曰《绎史》，百十六卷，仿袁枢纪事本末体，盖毕生精力所萃。搜罗资料最宏博，顾亭林极称之，时人号曰“马三代”。廌清之书曰《尚史》，七十卷，仿正史纪传体《世系图》一卷，《本纪》五卷，《世家》十三卷，《列传》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十卷，《序传》一卷，博赡稍逊马书。李为铁岭人，关东唯一学者。此两书固不愧著作之林。但太史公固云：“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芜秽耳。然马书以事类编，便其学者。李映碧清为作序，称其特长有四：一、体制之别创，二、谱牒之咸具，三、纪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后两事吾未敢轻许，但其体制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宛斯复有《左传事纬》，用纪事本末治《左传》；而高江村士奇之《左传纪事本末》，分国编次，则复左氏《国语》之旧矣。此外则顾复初《春秋大事表》，为治春秋时代史最善之书，已详经学章，不复述。

　　嘉庆间则有从别的方向——和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东壁述，其书曰《考信录》。《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别录》《洙泗余录》各三卷，《孟子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各二卷。太史公谓：“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东壁墨守斯义，因取以名其书。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论语》《左传》，尚择而后从，《史记》以下更不必论。彼用此种极严正态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书为好博的汉学家所不喜。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也。

　　研究第二问题者，嘉道间有林鉴塘春溥，著《战国纪年》六卷，同光间有黄薇香式三，著《周季编略》九卷。两书性质体裁略同，黄书晚出较优。

　　第二问题，在现存资料范围内，所能做的工作不过如此，不复论。第一问题中春秋前史迹之部分，崔东壁所用方法，自优胜于马宛斯。虽然，犹有进。盖“考信六艺”，固视轻信“不雅驯之百家”为较有根据。然六艺亦强半春秋前后作品，为仲尼之徒所诵法。仲尼固自言“夏殷无征”，则自周以前之史迹，依然在茫昧中。六艺果能予吾侪以确实保障否耶？要之，中国何时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状况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学大兴，不能得正当之解答，此则不能责备清儒，在我辈今后之努力耳。

　　（丙）旧史之补作或改作

　　现存正史类之二十四史，除《史记》、两《汉》及《明史》外，自余不满人意者颇多。编年类司马《通鉴》止于五代，有待赓续。此外偏霸藩属诸史，亦时需补葺。清儒颇有从事于此者。

　　陈寿《三国志》精核谨严，夙称良史，但其不满人意者三点：一、行文太简，事实多遗；二、无志表；三、以魏为正统。宋以后学者对于第三点抨击最力，故谋改作者纷纷。宋萧常、元郝经两家之《续后汉书》，即斯志也。清则咸同间有汤承烈著《季汉书》若干卷，吾未见其书；据莫郘亭友芝称其用力尤在表志，凡七易稿乃成。争正统为旧史家僻见，诚不足道，若得佳表志，则其书足观矣。

　　《晋书》为唐贞观间官修，官书出而十八家旧史尽废，刘子玄尝慨叹之。其书喜采小说，而大事往往阙遗，繁简实不得宜。嘉庆间周保绪济著《晋略》六十卷，仿鱼豢《魏略》为编年体也。丁俭卿晏谓其“一生精力毕萃于斯，体例精深，因而实创”；魏默深谓其“以寓平生经世之学，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据此则其书当甚有价值。乾隆间有郭伦著《晋纪》六十八卷，为纪传体。

　　魏收《魏书》夙称“秽史”，芜累不可悉指。其于东西魏分裂之后，以东为正，以西为伪，尤不惬人心。故司马《通鉴》不从之。乾隆末谢蕴山启昆著《西魏书》二十四卷，纠正收书之一部分。南北正统之争本已无聊，况于偏霸垂亡之元魏，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蕴山实颇具史才，此书于西魏二十余年间史料采摭殆无遗漏，结构亦谨严有法，固自可称。

　　今二十四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之与《南史》《北史》《旧唐书》之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之与《新五代史》，皆同一时代而有两家之著作，文之重复者什而八九，两家各有短长，故官书并存而不废。然为读者计，非唯艰于省览，抑且苦于别择矣。于是校合删定之本，颇为学界所渴需。清初有李映碧清著《南北史合钞》口卷，删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隶诸南北二史而夹注其下。其书盛为当时所推服，与顾氏《方舆纪要》、马氏《绎史》称为海内三奇书。实则功仅钞撮，非为不足比顾，并不足比马也。映碧复钞马令、陆游两家之《南唐书》为一书。康、雍之交，有沈东甫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其名虽袭映碧，而体例较进步，彼与两书异同，经考订审择乃折衷于一。其《方镇表》及《宰相世系表》正讹补阙，几等于新撰，全谢山谓“可援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之例孤行于世”者也《鲒埼亭集·沈东甫墓志铭》。要之此二书虽不能谓为旧史之改造，然删合剪裁，用力甚勤，于学者亦甚便。

　　《五代史》自欧书行而薛书殆废，自《四库》辑佚，然后两本乃并行。欧仿《春秋》笔法，简而无当；薛书稍详，而芜累挂漏亦不少。要之其时宇内分裂，实不能以统一时代之史体为衡。薛欧皆以汴京称尊者为骨干，而诸镇多从阙略，此其通蔽也。清初吴志伊任臣著《十国春秋》百十四卷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百官表各一卷。以史家义法论，彼时代之史，实应以各方镇丑夷平列为最宜。实则宜将梁、唐、晋、汉、周并夷之为十五国。吴氏尚一间未达也。吴氏义例，实有无薛欧所不及处。然其书徒侈捃摭之富，都无别择，其所载故事又不注出处。盖初期学者著述，体例多缺谨严，又不独吴氏也。道咸间，粤人吴兰修著《汉纪》，梁廷柟著《南汉书》，皆足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精审。

　　嘉庆间陈仲鱼鳣著《续唐书》七十卷，以代五代史，其意盖不欲帝朱温，而以后唐李克用直接唐昭宗；后唐亡后，则以《南唐》续之。其自作此书，则将以处于刘、欧两《唐书》与马、陆两《南唐书》之间。此与汤氏《季汉书》、谢氏《西魏书》同一见解。为古来大小民贼争正统闰位，已属无聊，况克用朱邪小夷，又与朱温何别？徒浪费笔墨耳。然亦犹薛欧妄宗汴京称尊者而造为“五代”一名称，有以惹起反动也。有李旦华（宪吉）著《后唐书》内容略同，未刻。

　　元人所修三史宋辽金，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金人颇知注重文献，史官能举其职，元好问、刘祁等私家著述亦丰，故《金史》有所依据。《宋》《辽》二史芜秽漏略特甚。辽地偏祚短，且勿论。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宋史》中北宋部分本已冗芜，南宋部分尤甚。钱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九朝之无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详明。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明末大词曲家汤玉茗显祖曾草定体例，钩乙原书，略具端绪见王阮亭《分甘余话》及梁曜北《瞥记》。清初潘昭度得玉茗旧本因而扩之，殆将成书见梁茞林《退庵随笔》。但今皆不传。乾隆末邵二云发愤重编《宋志》，钱竹汀、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以旧史南宋部分最蒙诟病，乃先仿王偁《东都事略》，著《南都事略》，而《宋志》草创之稿亦不少见《章实斋文集·邵与桐别传》。然二云体弱多病，仅得中寿卒年五十四，两书俱未成，即遗稿鳞爪，今亦不得见。又章实斋治史别有通裁，常欲仍“纪传之体，而参（纪事）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以为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故“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名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文集·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是实斋固刻意创作斯业，然其书亦无成。以亟须改造之《宋史》，曾经多人从事，其中更有史学大家如二云、实斋其人者，然而此书始终未得整理之结果，并前辈工作之痕迹亦不留于后，不得不为学术界痛惜也。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载有吴县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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