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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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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三 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 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通习经史相淬厉,其结果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此种工作,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化。次则古史书、地理书等之研究,足以补助文献学的也不少。 关于子书研究的最后目的,当然是要知道这一家学说的全部真相,再下严正的批评。但是,想了解一家学说,最少也要把他书中语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然而这些先秦古书都是二千年前作品,所用的字义和语法多与今不同,骤读去往往不能索解,而且向来注家甚少,或且并没有人注过,不像那几部经书经许多人揣摩烂熟。所以想研究子书,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释工夫不可。注释必要所注所释确是原文,否则“举烛”“鼠璞”,动成笑话,而真意愈晦。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臆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正确的注释,非先行(或连带着)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清儒对于子书(及其他古书)之研究,就顺着这种程序次第发展出来。 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清儒虽加精密,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不必多讲。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所以我在论次他们所校注的古书以前,先把“前代校勘学的特质”说说。次段所说不限于校勘古子,凡经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内,请注意。 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钞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而最专门名家者,莫如卢抱经文弨、顾涧广圻、黄荛圃丕烈,次则卢雅雨见曾、丁叔衢杰、陈仲鱼鳣、吴兔床骞、鲍以文廷博、钱警石泰吉、汪小米远孙、蒋生沐光煦、张叔未廷济、陆存斋心源、缪小山荃荪等。这种工作的代表书籍,则《义门读书记》何焯著、《援鹑堂随笔》姚范著、《群书拾补》卢文弨著、《士礼居题跋》黄丕烈著、《思适斋文集》顾广圻著、《读书丛录》洪颐煊著、《经籍跋文》陈鳣著、《斟补隅录》蒋光煦著、《札迻》孙诒让著、……《雅雨堂丛书》卢见曾刻、《经训堂丛书》毕沅刻、《士礼居丛书》黄丕烈刻、《别下斋丛书》蒋光煦刻、《十万卷楼丛书》陆心源刻……各书所附校勘记及题跋,武英殿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及其弟子著等。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这种工作很琐碎,很枯燥无味,非有特别嗜好的人,当然不必再去做它,但往往因一两字的校正,令全段的正确解释。他们费毕生心血留下这点成绩,总值得我们敬服感谢。 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前文所说第一种法,是凭善本来校正俗本。倘若别无善本,或所谓善本者还有错误,那便无所施其技了。第二种法再进一步,并不靠同书的版本,而在本书或他书找出凭证。这种办法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例如《荀子·劝学篇》前半和《大戴礼记·劝学篇》全同;《韩非子·初见秦篇》,亦见《战国策》;《礼记·月令篇》,亦见《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和《新序》《说苑》,往往有相重之条;乃至《史记》之录《尚书》《战国策》《汉书》之录《史记》。像这类,虽然本书没有别的善本,然和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例如《荀子·劝学篇》,据《大戴记》可以校出脱句脱字讹字七八处,因此可以推想其他诸篇讹脱也不少,可惜无别部的同文。这种校法虽比第一种已稍繁难,但只需知道这一篇在他书有同文,便可拿来比勘。方法还是和第一种同样。更有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见出今本讹误之点。这种例不能遍举,把《读书杂志》等书看一两卷,便知其概。这种工作,非眼光极锐敏、心思极缜密,而品格极方严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为戴东原,而应用得最纯熟矜慎卓著成绩者为高邮王氏父子。这种方法好是好极了,但滥用它,可以生出武断臆改的绝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轻信。 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一、第二两种法,对于一两个字或一两句的讹误当然有效。若是全部书抄刻颠倒紊乱,以至不能读,或经后人妄改,全失其真,那么唯一的救济法,只有把现行本未紊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求得这书的著作义例。凡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总有他的义例。但作者自己写定凡例的不多,即有亦不详。然后根据它来裁判全书,不合的便认为讹误。这种办法,例如郦道元《水经注》,旧刻本经文注文混乱的很多;戴东原研究出经注异同的三个公例看下文本书条,把它全部厘正。又如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原书写法和后来刻本写法不同,每条的上下文往往相乱;我著的《墨经校释》,发明“经说首字牒经”之例看下文本书条。也把它全部厘正。又如《说文解字》,经徐铉及别的人增补窜乱,多非许氏之旧;段茂堂、王菉友各自研究出许多通例,也把它全部厘正。此等原属不得已办法,却算极大胆的事业。所研究出的义例对吗,那么拨云雾而见青天,再痛快没有了;不对吗,便是自作聪明,强古人以就我,结果把原书闹得越混乱,堕入宋明人奋臆改书的习气。所以这种方法的危险程度比第二种更大做得好比他成绩亦更大,万不可轻用。段氏的《说文》,还被后人攻击得身无完肤哩!其他可想了。 第四种校勘法是,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前三种法,都是校正后来传刻本之错误,力求还出原书的本来面目,校勘范围总不出于文句的异同和章节段落的位置。然而校勘家不以此自足,更进一步对于原书内容校其阙失。换言之,不是和抄书匠刻书匠算账,乃是和著作者算账。这种校法,也分根据本书、根据他书两种。根据本书者,例如《史记》记战国时事,《六国表》和各世家各列传矛盾之处便不少,便据世家列传校表之误,或据表校世家列传之误。根据他书者,例如《三国志》和《后汉书》,记汉末事各有异同;或据陈校范误,或据范校陈误。又如《元史》最恶劣,据《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校其误。这种工作,限于史部,经子两部却用不着。这种工作,若把它扩大,便成独立的著述,不能专目为校勘,但目的若专在替一部名著拾遗补阙,则仍属校勘性质。清儒这种工作的代表著述,其遍校多书者,则如钱竹汀《二十二史考异》、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之类;其专校一书者,则如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施研北国祁《金史详校》之类。 以上四种,大概可以包括清儒校勘学了。别有章实斋《校雠通义》里头所讨论,专在书籍的分类簿录法,或者也可以名为第五种。但既与普通所谓校勘不同,故暂不论。 前五种中,前三种算是狭义校勘学,后两种算是广义校勘学。狭义校勘学经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经验,已造成许多百公认的应用规律,俞荫甫《古书疑义举例》的末三卷,便是这种公例的集大成。欲知此学详细内容,宜一读。此种所举规律,还是专属第一二种,因第三种无一般的规律可言。 清儒之校勘学,应用范围极普遍,本节所举成绩,专重先秦诸子及几部重要古籍,其正经正史等已详彼部,此不多述。 凡校勘诸子多带着注释,所以下文论列各书,校释杂举,不复细分。 校释诸子(或其他古籍)之书,荟萃成编最有价值者:其一,为卢抱经之《群书拾补》。抱经所校各书,有多种已将新校本刻出其目大概都见下文;剩下未刻者,有许多校语批在书眉,把它汇成此书。大率用第一种校法为多,用第二种者亦间有;其二,为王石臞之《读书杂志》,所校为《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共九种,末附以《汉隶拾遗》。石臞应用第二种校法为最精最慎,随校随释,妙解环生,实为斯学第一流作品;其三,为俞荫甫之《诸子平议》,所校为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吕、董、贾、淮南、扬,共十五种。荫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经平议》模仿《经义述闻》《诸子平议》模仿《读书杂志》。但他并非蹈袭,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其所未及,所以这部书很足以上配石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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