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清代经学之建设

六清代经学之建设(1)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命。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种好学问，另为一问题。他们这一学派学问，也离不了进化原则，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顾亭林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他这两段话，对于晚明学风，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所以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70（1613-1682）。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元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钞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钞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七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杳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认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经理，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或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嗾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一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比起黄梨洲，也算平稳多了。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座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撰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工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有志于是者，请读全谢山《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碑铭》；《亭林文集》中卷三《与叶切庵书》、《答原一、公肃两甥书》，卷四《与人书》十余篇，又《与潘次耕书》《亭林余集》《王硕人行状》《答潘次耕书》等篇。若更要详细一点，请读张石洲的《亭林先生年谱》。

　　亭林学术大纲，略见于他所作《与友人论学书》，《文集》卷三其文曰：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孔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他说：

　　自宋以后，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日知录》卷七《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条

　　又说：

　　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遂可不必学问乎？与孔子言“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耶？……孟子之意，盖欲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此放心而不知求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同上“求放其心”条

　　亭林著作中，像这类的话很不少，以上所引，不过略举为例。要之清初大师，如夏峰、梨洲、二曲辈，纯为明学余波。如船山、舜水辈虽有反明学的倾向，而未有所新建设，或所建设未能影响社会。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学术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亭林所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做人为什么专标“行己有耻”呢？因为宋明以来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及其末流，许多人滥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然无忌惮。晚明政治混浊，满人入关，从风而靡，皆由于此。亭林深痛之，所以说：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文集》卷四《与人书》

　　亭林以为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怎样才能保持人格？他以为，最忌的是圆滑，最要的是方严。他说：

　　读屈子《离骚》之篇原文云：“彼尧舜之耿介兮，固中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扬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同上“乡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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