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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康先生传(3)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藉,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今就畴昔所闻者,略叙其一二。

  一、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生,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是故果之核谓之仁,无仁则根干不能茁,枝叶不能萌。手足麻木者谓之不仁,众生之在法界,犹四肢之在一身也,人而不相知不相爱,则谓之不仁,与一体之麻木者等。苟仁矣,则由一体可以为团体,由团体可以为大团体,由大团体可以为更大团体,如是遍于法界,不难矣。故悬仁以为鹄,以衡量天下之宗教、之伦理、之政治、之学术,乃至一人之言论行事,凡合于此者谓之善良,不合于此者谓之恶劣。以故三教可以合一,孔子也,佛也,耶稣也,其立教之条目不同,而其以仁为主则一也。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而一国更不必论,而所亲更不必论。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如左手有痛痒,右手从而煦之也;不然者,则麻木而已矣,不仁而已矣,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

  二、先生之哲学,主乐派哲学也。凡仁必相爱,相爱必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恶。人之所欲者何?曰:乐是也。先生以为快乐者,众生究竟之目的,凡为乐者固以求乐,凡为苦亦以为求乐也。耶教之杀身流血,可为极苦,然其目的在天国之乐也。佛教之苦行绝俗,可谓极苦,然其目的在涅槃之乐也。即不歆天国,不爱涅槃,而亦必其以不歆不爱为乐也。是固乐也,若夫孔教之言大同,言太平,为人间世有形之乐,又不待言矣。是故使其魂乐者,良宗教、良学问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使全国人民皆乐者,良政治也,反是,则其不良者也。而其人民得乐之数之多寡,及其乐之大小则为良否之差率。故各国政体之等级,千差万别,而其最良之鹄,可得而悬指也。墨子之非乐,此墨子所以不成为教主也。若非使人去苦而得乐,则宗教可无设也。而先生之言乐,与近世西儒所倡功利主义,谓人人各求其私利者有异。先生之论,凡常人乐凡俗之乐,而大人不可不乐高尚之乐。使人人皆偏于俗乐,则世界之大乐、真乐者,终不可得。夫所谓高尚之乐者何也?即常自苦以乐人是也。以故其自治及教学者,恒以乐天知命为宗旨。尝言曰:凡圣贤豪杰之救世任事,亦不过自纵其救世任事之欲而已。故必视救世任事如纵欲,然后可谓之至诚,可谓之真人物。是先生哲学之要领,无论律人律己,入世间出世间,皆以此为最终之目的,首尾相应,盛水不漏者也。

  三、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政治不进化者,专制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四、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其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先生演绎此义,以组织所谓“大同学说”者。其理想甚密,其条段甚繁,以此区区小篇,势不能尽其义蕴。今惟提其大纲,约列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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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原理。

  先生哲学之主纲,既以求人类全体之最大快乐为目的,乃以为虽求其乐,当先去其苦;欲去其苦,当先寻其致苦之源。于是,以慈悲智慧之眼,观察世界各种社会,条别其苦恼之种类,与其所从出。今略举其数如下:

  既察种种苦恼相,而求其所自出,不外三端:一曰天生,二曰人为,三曰自作。又总三者而求其最大之根源,曰妄生分别。于是乎讲普救之术曰: 天生之苦恼,人智日开,艺术日精,则可以胜之;人为之苦恼,公德日进, 政事日修,则可以胜之;自作之苦恼,理想日高,智慧日大,则可以胜之。而其总根源既在分别,则其对治之总方法,厥惟大同。

  大同根据之原理,以为众生本一性海,人类皆为同胞。由妄生分别相故, 故惟顾己之乐,而不顾他之苦,常以己之自由,侵人之自由,相侵不已,相报复不已,而苦恼之世界成焉。人私其身,家私其家,群私其群,国私其国, 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一切苦恼,永无穷极。欲治其本,不可不以宗教精神为归宿;而其下手之方法,不可不务国家改良、家族改良、社会改良。盖先生之为此学说,非徒欲施之一国,而将以施之天下;又非欲行之于现在,而欲行之于将来。质而言之,则其博爱、主乐、进化之三大主义,所发出之条段也。

  第二,世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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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理想之国家。先生谓所贵乎有政府者,谓其为人民谋公益之一公局也。故苟背此目的者,则不得认为政府;苟不尽此责任者,亦不得认为政府。虽然,先生所谓政府责任者,其范围颇广大。主张干涉主义,以为民间一切教养之事务,政府不可不经理之、指导之。(其详见下社会节)其外形乃有似希腊之斯巴达国政体,但其选任政府,则一由人民公举,采万国制度而改良焉,《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惟一政府所辖之境域,必不可过大,如中国十八行省之地,最少亦须分为四五十政府,各因其风俗之程度以施政。初时不必齐等,久乃归于大同。至于万国相互之关系,先生以为各强国对立,各谋私益,互争雄长,最为文明进步之害,故第一须破国界。凡各大国向来统治于一总政府之下者,宜听其人民自治,分为若干对等之小国,略如美国联邦、瑞士联邦之例。合全地球无数之小政府,为独一之大联邦,而为总宪法以枢纽之。但此宪法与各小政府之宪法异;小政府之宪法务极繁,大联邦之宪法务极简。联邦既成,则兵尽废,但有警察,而无海陆军, 《礼运》所谓“讲信修睦”也。此义西人发之者固甚多,今后数百年间亦断不能行。而其为天下之公理,为将来世界所必至,盖不可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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