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

论湖南应办之事

　　清光绪二十四年

　　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是故国即亡矣，苟国人之智，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则彼虽灭吾国，而不能灭吾权。阿尔兰之见并于英人是也，今英伦人应享利益，阿尔兰人无不均沾也。即吾民之智，不能与灭我之国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进者，则其权亦日进，印度是也。印度初属于英，印人只能为第六七等事业，其第五等以上事业，皆英人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则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则总办、帮办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则第二等以下事业，皆印人所为矣。其智全塞者，则其权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红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数种者，只见其为奴为隶，为牛为马，日澌月削，数十年后，种类灭绝于天壤耳，更无可以自立之时矣。夫使印度当未亡之时，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则其早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于今日，则其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湖南官绅有见于民智之为重也，于是有时务学堂之设。意至美矣，然于广之之道，则犹未尽也。学堂学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为成也亦仅矣。而况此辈中西兼习，其教之也当厚植其根柢，养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后，不欲其出而与闻天下事也。然则此五年中，虽竭尽心力以教之，而其风气仍不能出乎一学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学生当分为二等，其一以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柢为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则成就不必其远大，但使于政学之本原略有所闻，中外之情形无所暗蔽，可以广风气，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说，则欲其精，由后之说，则欲其广。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而必非一省会之间，数十百人之局可以支持，有断然矣。则必如何然后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变科举，一曰州县遍设学堂，斯二者行，顷刻全变，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

　　有官绅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与此二事相去不远者，一曰全省书院官课、师课改课时务也。以岳麓、求贤之改章，及孝廉堂之为学会，士林举无间然，然则改课亦当无违言必矣。官课、师课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学政所至，提倡新学，两管齐下，则其力量亚于变科举者无几矣。或疑各府、州、县悉变，则恐阅卷者无人，是不难，但专聘一二人驻省会，而各处课卷皆归其评阅，不过邮寄稍需时日耳，于事无伤也。若太僻远之州县，则或两三月之题目，同时并发，课卷同时并收，则邮寄之繁难，亦可稍省矣。尤有进于此者，则莫如童试之县考、府考，饬下州县，除第一场外悉试时务，府县考凡六七场，功令所载，并无必试八股之例，支床架屋，实属可憎，扫除更张，真乃快事。然此事尚有未尽可行者，则虑各府、县无阅卷之人也。今宜饬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请，或由省中荐人前往，此则只需长官一纸书耳，不费一铢，而举省之士靡然向风矣。二曰学堂广设外课，各州县咸调人来学也。州县遍设学堂，无论款项难筹，即教习亦无从觅聘。教习不得人，讲授不如法，劳而少功，虽有若无耳。以余所见，此间各处书院诸生，讲习经年而成就通达者，寥寥无几。大约为开风气起见，先须广其识见，破其愚谬，但与之反复讲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国以何而强，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于中国种种旧习之必不可以立国，然后授以东西史志各书，使知维新之有功，授以内外公法各书，使明公理之足贵，更折衷于古经古子精华，略览夫格致各学之流别。大约读书不过十种，为时不过数月，而其见地固已甚莹矣。乃从而摩激其热力，鼓厉其忠愤，使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以大局之糜烂，为一身之耻疚。持此法以教之，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半年以后，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间如学堂学生，鼓箧不过月余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学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见识议论，则已殊有足观者，然则外课成就之速，更可冀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学专门之业，则以年稚为宜；欲广风气观大略，速其成就，则以年稍长为善。盖苟在二十以上，于中国诸学曾略有所窥者，则其脑筋已渐开，与言政治之理，皆能听受，然后易于有得，故外课生总以不限年为当。前者出示在此间招考，仅考两次，已迫岁暮，来者百余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设此课之意，全在广风气，其所重者在外府州县，故必由学政按临所至，择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县自三人至五人，咨送来学，其风始广。然各府辽远，寒士负笈之资，固自不易。愚意以为莫如令各州县为具川资咨送到省，每岁三五人之费，为数无几，虽瘠苦之县，亦不至较此区区。到省以后，首须谋一大厦，使群萃而讲习，若学堂有余力，则普给膏火，否则但给奖赏而已（如不给膏火，则须问其愿来与否，乃可咨送）。此项学生，速则半年，迟则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择其学成者，授以凭记，可以为各县小学堂教习。一年之后，风气稍成，即可以饬下各州县，每县务改一书院为学堂。三年之间，而谓湘人犹有嫉新学如仇，与新学为难者，其亦希矣。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此诚中国未常有之事，而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乡官，两汉郡守得以本郡人为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来防弊日密，于是悉操权于有司，而民之视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则必当复古意、采西法，重乡权矣。然亦有二虑焉，一曰虑其不能任事，二曰虑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则宜开绅智，欲救后弊则宜定权限。定权限者何？西人议事与行事分而为二。议事之人有定章之权，而无办理之权；行事之人有办理之权，而无定章之权。将办一事，则议员集而议其可否，既可，乃议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碍者，则以告于议员，议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无时不改，每改一次，则其法益密，而其于民益便，盖以议事者为民间所举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当革，无不知也；有一利之当兴，无不闻也。其或有一县一乡之公益，而财力不能举者，则议员可以筹款而办之，估计其需费之多少，而醵之于民焉。及其办成也，则将其支用款项列出清单，与众人共见，未有不愿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无击柝之人，于是一街之户宅集议，各出资若干而雇一人为之；一乡之中欲筑一桥，修一路，于是一乡之户宅集议，或按田亩，或按人丁，各出资若干而动工为之，未有不愿者也。推动大之，而一县，而一省，而一国，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国者也（吾中国非不知此法，但仅以之治一乡治一街，未能推广耳）。故每有应筹款项，皆待命于下议院，下议院则筹之于民，虽取之极重，而民无以为厉己者，盖合民财以办民事，而为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于己，而又非己之独力所能办，故无不乐输以待上之为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户，每户月输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击柝之人，以为己保护财产。若非得一人总任其事，则虽每户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乡绅为议事，则无事不可办，无款不可筹，而其权则不过议此事之当办与否及其办法而已。及其办之也，仍责成于有司，如是则安所容其舞文也。至于讼狱等事，则更一委之于官，乡绅只能为和解，或为陪审人员，而不能断其谳，然则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举国而行之，不闻有弊，则亦由权限之划定而已。

　　开绅智者何？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乳哺之儿而授之以杯箸，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习于公事，然后举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国之绅士，使以办公事，有时不如官之为愈也。何也？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而已。今其无学无智，既与官等，而情伪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则用之何为也？故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厉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绅智既开，权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聪明才力，而处心积虑，千方百计以求办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难，未有不能济者也。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官贫则不能望之以爱民，官愚则不能望之以治事。闻黄按察思所以养候补官，优其薪水之法，此必当速办者也。既养之，则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无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状，曾未有欧洲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而国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课最，然则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学之。举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辈未尝学问、无所知识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犹然薪以止沸，却行而求前也。而无如不办事则已，苟办事，则其势不能不委之此辈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办而不办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视教士难，彼其年齿已老，视茫发苍，习气极深，宦情熏灼，使之执卷伏案，视学究之训顽童，难殆甚焉。然教官又视教士易，彼其望长官如天帝，觊缺差若九鼎，宫中细腰，四方饿死，但使接见之时稍为抑扬，差委之间微示宗旨，虽强之以不情之举，犹将赴汤蹈火以就之，而况于导之以学乎？故课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须抚部为之校长，司道为之副校长，其堂即设在密迩抚署之地。每日或间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课，随时教诲。最善者莫如删堂属之礼，以师弟相待。堂中陈设书籍，张挂地图，各官所读之书，皆有一定。大约各国约章，各国史志及政学、公法、农、工、商、兵、矿政之书在所必读。多备报章，以资讲求。各设札记，一如学堂之例，延聘通人为教习，评阅功课，校长及副校长随意谈论，随意阅礼记。或阅地图，而与论其地之事，或任读一书，而与论其书之美恶，听其议论，而可以得其为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课不及格而获谴，恐见问不能答而失意，莫不争自濯磨，勉强学问矣。教之既熟，必有议论明达，神气坚定者出矣。或因好学而特予优差，或因能办事而委之繁缺，数月之后，家弦诵而人披吟矣。闻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时与幕府纵谈，若有事应商，则集幕府僚属，使之各出意见，互相辩论，文正则不发一言，归而采之。既可于此事集思广益，复可见其人之议论见地。骆文忠则每集司道于一圆桌，令以笔墨各陈所见。岑襄勤、丁雨生之办事，如训蒙馆然，聚十数幕友于一堂，陈十数几桌，定时刻办事，随到随办，案无留牍。此诚治事之良法也。

　　今日之中国，亦颇苦于礼矣。终日之晷刻，消磨于衣冠应酬迎送之间者，不知凡几，交受其劳，而于事一无所补。日日议变法，此之不变，安得有余日以办应办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时刻，在课吏堂办事，一切皆用便衣，凡来回事者，立谈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见外，其余衙门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时刻，在堂中相见，则形骸加适，而治事加多，斯实两得之道也。至实缺各官，关系尤重。既未能尽取而课之，亦必限以功课，指明某书令其取读，必设札记，读书、治事二者并见，须将其读书所有心得及本县人情物产风俗，咸著之札记中，必须亲笔，查有代笔者严责（难者必以为实缺官身任繁剧，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优则学，天下断无终年不读书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时刻，以一两点钟读书，未必即无此暇晷也）。频颁手谕，谆谆教诲，如张江陵与疆臣各书，胡文忠示属员各谕，或以严厉行之，或以肫诚出之，未有不能教诲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参劾则无人可用，亦不可胜劾。其无咎无誉，卧而治之，无大恶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其廉可谓至矣，然而不能为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当屏黜，岂待扰民哉？虽然，治事者，必识与才兼，然后可云也。若并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当办，则曷从治之？未尝讲求此事之办法，则曷从治之？西国治一事，则有一事之学堂，既学成而后授以事矣。然其每日办事之暇，未尝有一日废书者（不读书则看报。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国人士，自其鼓箧之始，即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及一入宦途，则无不与书卷长别。《传》曰：“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制焉，又况于终其身而不学者乎？中国一切糜烂皆起于此，而在位者沓焉不自觉。今日兴一新法，明日兴一新法，而于行法之有人与否，漠然而不之计，此真可为痛哭流涕者也。

　　以上三端，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窃以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毕举，则于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领焉矣。至于新政之条理，则多有湖南所已办者，如矿务、轮船、学堂、练兵之类；或克日开办者，如学会、巡捕、报馆之类；或将办而尚有阻力者，如铁路之类；或已办而尚须变通扩充者，如钞票制造公司之类。今不必述，而窃以为尚有极要者二事：一曰开马路，通全省之血脉，则全省之风气可以通，全省之商货可以出。二曰设劝工博览场，取各府、州、县天产人工之货，聚而比较之，工艺精者优加奖励。长沙古称贫国，而五代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贫而富，则非广励工商末由也。今全省无论已办、将办、未办各事，除绅士协办外，苟经官手，则几无事不责成于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势至散，一人之精神有万不能给之势，然舍此则又无可倚畀。鄙意以为宜设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务局之称，其名最不雅驯，不可用），一切新政皆总于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员为总办，令其自举帮办以下之人，事归一线，有条不紊，或稍易为力也（新政局即设于课吏堂，尤为两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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