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沈氏音书》序

《沈氏音书》序

　　清光绪二十二年

　　国恶乎强？民智，斯国强矣。民恶乎智？尽天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二十人。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数十撇画，则识字也又难。”（《日本国志》三十三）呜呼！华民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梁启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天之道也。抑今之文字，沿自数千年以前，未尝一变（篆文、楷、草，写法小异，不得谓文字之变）。而今之语言，则自数千年以来，不啻万百千变，而不可以数计。以多变者与不变者相遇，此文、言相离之所由起也。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皆当时之语言也，乌在其相离也？孔子在楚，翻十二经（见《庄子·徐无鬼篇》），《诗》《春秋》《论语》《孝经》，齐儒、鲁儒各以其音读之，亦如英、法、俄、德各以其土音翻切西经，又乌在其相离也？后之人弃今言不屑用，一宗于古，故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为五洲之冠。然专门之士，或乃穷老尽气，不能通小学，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书者往往而绝也。是以中国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西人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使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则西人文言之相离，必与吾同，而识字读书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稽古今之所由变，识离合之所由兴，审中外之异，知强弱之原。于是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吾所闻者，有刘继庄氏，有龚自珍氏，颇有所述造，然世无传焉。吾师南海康长素先生，以小儿初学语之声，为天下所同，取其十六音以为母，自发凡例，属其女公子编纂之，启超未获闻也。而朋辈之中，湘乡曾君重伯，钱塘汪君穰卿，皆有志于是业，咸未成。去岁，从《万国公报》中获见厦门卢戆章所自述，凡数千言。又从达县吴君铁樵，见崔毅若之快字，凡四十六母，二十六韵，一母一韵，相属成字，声分方向，画别粗细。盖西国报馆，用以记听议院之言者，即此物也。启超于万国文字一无所识，音韵之学未尝问途，瞢然无以测诸君之所长也。然窃窃私喜，此后吾中土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沈学，吴人也，无字，邃于西文，究于名理，年十九而著书，五年而书成，名曰《盛世元音》。其自言也，曰：以十八字母可切天下音，欲学其技，半日可通，其简易在五大部洲一切文字之上。谓卢君之法泥于古，不如己也。余告以崔君法，则谓画分粗细，不适于用，法未密，亦不如己也。余于卢君书未得见，崔沈二家，则其法略同，盖皆出于西人。或沈君更神而明之，有所独得欤？然吾之寡学，终无以测诸君之短长也。沈君以年少，覃心绝艺，思以所学易天下，常以西人安息日，在海上之“一林春”茶楼，挟技以待来者而授焉，其亦有古人强聒不舍之风乎？沈君属以书入报中，其书文笔，未尽雅驯，质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备求也。至其言论多有透辟锐达，为前人所未言者。呜呼！不可谓非才士也已。先以《原序》登，其书与法，俟诸别简，世之君子，或愿闻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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