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274)_李劼人

二七四

　　楚用把额脑一抹，将新买的那顶本城赶制出来的青呢遮阳帽（后来呼为便帽，又采用日本名词呼为“乌打帽”的便是）取下，向脸上扇着道：“好家伙，会这么挤法！”

　　“你看，台上比着手式在演说的，莫非就是董修武？”彭家骐踮起脚尖望着演说台上说。

　　演说台上站了许多人。一个穿学生装站在顶外面、不时拍着巴掌（好像在发号施令似的，他一拍掌，台下便响应起来）、头发剃得精光、未戴帽子、鼻梁上架了副镍边的高度近视眼镜的人，他们认得是半日学堂主办人，其实等于私塾老师，一般称为猢狲王的李俊。还有一个穿枣红滚边旗袍，但又梳了一个大鬅头的日本女人，站在顶里边，他们也认得是张物理的日本老婆张细小露。同张细小露并肩而立、时不时还在交头接耳、样子显得很为亲热的一个身穿长袍短褂的男子，并非张物理而是他们的博物教习郝又三。

　　“哦！原来他在这里凑趣！”

　　但是他们注意的，仍然是那个身材高大、穿一身条纹西服、短头发分梳在两边、面色黄黄、目光四射、正站在台口上比手画脚的、约摸三十年纪的中年男子。

　　“当然是董修武！”楚用肯定地说。

　　董修武正在演说。远远地只能看见他那未蓄胡须的口一张一阖，一股劲在提高声音。毕竟坝子太宽敞，不像在屋子里聚音，已经不甚听得清楚，只零零碎碎抓住几句：“……我们同盟会……革命……排满……民族……我们孙中山先生……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实行共和……平均地权……我们孙中山先生……我们的主张……”而且挤在台子下的人们又都各自在发言，不晓得是评判董修武的话，抑或在发抒己见？发言的声浪并不比台上演说人的声浪低。何况还由李俊领头，几乎不断地在拍掌。

　　楚用把彭家骐的膀膊一拉道：“真是革命党的言论！我们转到台子后面去，那里人少些，可以听得更清楚。”

　　他们循着人墙兜了一个大圈子，走到台后。但是台子上的声音，刚好呼喊到：“像这样不伦不类的军政府……并非我们七千万同胞要求的革命政府……我们同盟会人没一个人参加……无论将来演变到何种程度……我们完全没有责任……除非我们参加了政府……同胞们，这就是同盟会的主张！你们赞不赞成？”

　　“赞成！”是台子上所有人的声音。接着是鞭炮般的拍掌。

　　“赞成！赞成！赞成！”是台子下所有人的声音。接着是浪潮般的拍掌，一阵高一阵低，差不多有几分钟。

　　楚用瞅着彭家骐说道：“怎么的，演说好像完了？”

　　没有完。不过接着站到台口演说的，不是董修武，而是另外几个人。甚至张细小露也演说了几分钟，虽然还是儿童教育为立国之本那一老套。到底由于是东洋婆子的缘故，在特来参加演说会的人的眼里，感觉很新鲜，还是送给她不少掌声，尽管不大佩服她那“不择地而施”的命题。

　　第一章不平静的日子(七)

　　南校场演说会的新闻，第二天，好多家报纸都登载出来，连最古板的《商务公报》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数报纸都当作普通新闻，用当时最小的四号字钉，排列在不另标题目的杂闻一束，或演说汇志里面。有一家报馆编辑标出了董修武名字，其余的仅说：“昨日南校场亦有演说会，闻系同盟会人所主持，听众不亚于客籍人士在贵州馆所召开之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大会云。”

　　只有两家学界中人组合的报纸，不但当作特别访稿，列在要闻之次，用特号木刻标题：“同盟会人不平之鸣！”“请勿轻视同盟会人之言论！”来促起社会注意，而且还用了很长篇幅描写会场情况：“……当是时也，黄童白叟，惨绿少年，翘首企足，骈肩连臂于巍峨之演说台前者，殆逾万人。呜呼！盛哉！诚锦官城内伊古未有之一大会也夫！”当然，董修武的名字特别标出了。可是没有称之为同盟会副会长，却说他奉了孙逸仙先生（当时还只有同盟会人称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到四川来的。也未说明他奉命回来做什么，是什么目的。他的演说词没有全登。两家报纸所载的“略云”还大同而小异。可以看出，的确是报馆的特别访员的手稿。后来证明，写“当是时也”那篇特稿，果然就是站在台口领导拍掌的半日学堂主办人，也是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班背榜毕业、自称教育大家李俊的杰作。据说，李先生足足费了一下午时间，尚熬了半个夜晚，绞尽脑汁，抽了一包纸烟，易了几次稿子，才吟哦而成的哩！

　　南校场演说会的新闻，不管报纸上登载的详与略，但为社会和军政府诸人所怵目惊心的，到底不是它，而是十七省客籍人士的救亡大会。

　　清朝制度，但凡本省人都不准许做本省的宫。只有各府州县专管秀才、童生的教官，如教授、训导、教谕等（这些官，自从废科举、兴学堂后，已逐步逐步撤销），可以用本省籍的举人、贡生来充任，但也得隔府。旧式的中下级武官，也可用本省人。至于有权有势的文官，不管大至总督、巡抚，小至县丞、典史，那就无论如何，非用外省人不可。

　　四川独立了。从此以后，四川的官，是不是只许四川人做，而不再许外省人做呢？倒没有明文规定。仅仅因为独立毕竟算是一种和平革命之举，既然革命，那么以前的种种制度，便应该一例废除，另订新章。看来，那些专门到四川来吃四川的饭、拿四川的钱、管四川的人的外省官员，除了收拾宦囊，带着官眷、官亲，或是乘舟东下夔门，或是坐轿北逾剑阁外，好像并无他途。

　　这样做的人确实有，例如盐运使杨嘉绅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虽然在军政府十个部中，只有他一个人得到照会，叫他担任盐政部部长；并特别允许他在新颁印信之前，暂时使用着盐运使司旧铜印；甚至驻扎在盐道衙门（虽然改了名称叫盐运使，头门门额上的火焰边的木牌也换过了，但一般人还是呼为盐道衙门，街名也还是叫作盐道街）内的百多名盐务巡防兵，也未依照独立条件，叫他拨交与副都督朱庆澜管辖；但他到底聪明过人，不愧有智多星的诨名，当他初七日从军政府帮了忙，致了贺，回到衙门，他便看明白了他应该怎样办才算对得住自己。

　　他每天还是要到军政府一趟，还是要在都督会客室中，同那些只会发空议论的先生们（大抵是咨议局议员、老绅士，以及学界里头面人物）聊聊天，有时也找忙得昏天黑地的正都督蒲殿俊商量商量改良盐税的办法。不过每次蒲殿俊总是睁着视而不见的眼睛向他吵道：“你是盐政部长，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何必来麻烦我！我这几天真是忙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了，哪能还管得到你的事情！”

　　就这几天当中，他使人封了二十号大半头船，停泊在东门外水神祠码头。又在盐库里，从库存现款一百四十万元内，提取了二十万元，连同许多行李，和眷属僚友，一递一递搬到船上。每号船还派了几名巡防兵押着。诸事准备妥帖，他才从从容容，坐着四人大轿，到处拜客。有人说，他从军政府出来后，还特别到制台衙门去过一次。约摸下午两点钟时候，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换穿一身便衣，只带一名随从，改坐一乘从轿行里雇来的篾篷小轿，一直来到水神祠上船。并且立刻吩咐把官衔旗子插在船头上，解缆开船。二十号船首尾相接，驰过九眼桥，驰过望江楼，顺流而东，及至第二天被军政府发觉，他已驰过江口，无法截阻，更无法追赶。

　　这是一件惊人大事。被报纸一登载后，军政府里首先引起一场大辩论，使得主张四局十部不能再任用一个客籍人员的一派，非常得势。曾经同蒲殿俊、罗纶等一齐被捕，独立后仍然回任电报局长的胡嵘，只管极力说：“这个不好。客籍人中不见得个个都像杨嘉绅，其中也有不少好人，而且他们都有从政经验。别的不说，就是办点例行公事，也比我们妥当。政府正在组织，凡百更新，若是不借重一些有经验的熟手，怕会发生困难的。”

　　当下就有人驳他说：“现在是平等自由时代，那些老官场的旧经验，有什么可取？你说他们中间有好人，依我们看，所谓好人，也只是会逢迎上司、压制良民而已！”

　　胡嵘所建议的新旧并用，以新为主，以旧为铺的计划，也因此而根本打消。

　　消息一传出来，一班依靠做官为生，即依靠薪水俸给为生，而又没有蓄积，而又过惯了呼奴使婢日子，一时没脸放下身份去改行，比如说，改行为商做买卖，改行为工做手艺，改行为农搞耕耘；至于改行到学界去拥皋比、画白墨，改行行医，借口于济世活人，改行卖字鬻画，更可称高人雅致；这也只是极其少数的人有此种能耐，而绝大多数人当然就产生了难于言喻的恐慌。他们基于求生本能，自然而然就串连起来。他们也知道向军政府告哀、说好话没有用处，遂自然而然采取了狗急跳墙、寇急反斗的方式，来向军政府示威。头一天还只几十人在江南馆聚会了一下，作为发起，议定名称为十七省（因为以前只有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十八行省，后来建成行省的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都未算入的缘故）旅川同乡联谊会。第二天在贵州馆正式成立大会时，想不到竟达到了好几百人，名称改为十七省旅川同乡救亡会。参加的人，甚至有山西票号管事，有陕西当铺大师，有江西酱园掌柜，有湖北贩卖匹头杂货行商；就是生长四川、尽管置有产业、但又以原籍报捐、指分在四川做官为宦，一方面又羼入四川绅士之列，如葛寰中、黄澜生这样的人，也闻风而至，争着在名册上写一个名字，争着交纳一块龙洋的入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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