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224)_李劼人

二二四

　　第五章重庆在反正前后(三)

　　端方于九月十五日离开重庆向成都出发。九月十五日——即夏之时他们在龙泉驿拉起革命旗、敲响自由钟的同一天。不过端方是上午离开重庆，夏之时等是傍晚起义；端方由东向西，夏之时由西向东；前者走的是东大路，而且是按着官站徐徐而进；后者走的是小川北路，不但无官站可按，而且还故意纡回在岗陵溪谷之间。端方走过永川县，方从成都方向接到紧急情报说，卫戍在龙泉驿的一个支队叛变。查其形迹，似有窜扰东大路，“以阻行旌”之势。希迅饬前队开到资州截堵，以备不虞。

　　端方鉴于武昌反正主要由于陆军叛变。并且是不多几营陆军，而竟引起了长江几省的独立。所以对于龙泉驿起事，他比赵尔丰更为重视。除了飞令走在前头的一营，兼程赶到资州截堵外，并沿途张贴告示，通札有关府厅州县，悬挂赏格：活捉夏之时叛弁来辕者，赏纹银三千两；斩其首级来辕，验明属实者，赏纹银一千两。

　　端方绝对没有料到夏之时这支革命军，只几天工夫，竟从三百多人膨胀到八百多人（若连非战斗人员计算，足有一千四百多人）；而且待端方统着大军，浩浩荡荡，于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资州之时，夏之时等正得了安岳王孟兰的帮助，最后决定，要杀向他重要的后卫重庆去当导火线。

　　端方认为他在重庆的布置是稳妥的。后队的鄂军已逐渐由夔府、万县、忠州、涪州集中到重庆，虽然队伍不大，但比起这个地方任何实力都强。地方上的兵力哩，添募的巡防一营，以及川东警察总队、水上巡警等，都掌握在重庆知府纽传善手上。这人，不似川东道道员朱有基那样懦弱，而是非常干练、精明，有了这个人，地方上是不会出事的。何况新成立的城防营，又是他特别从广东调来的、最为相信的李湛阳在训练统率。重庆商会所组织的商队和重庆绅士所组织的民团，用来维持地方秩序，防范土匪奸宄，都还可靠。算来算去，这地方纵无泰山之安，确有磐石之固，要说革命党会在这里生事，那简直难于想象！

　　固然，重庆也有保路同志会，在端方来到之前，也闹得起劲。但自武昌革命发生，保路性质已然转变；接着盛宣怀丢官，国有政策，无形消灭。从九月初旬以后，同志会名义虽尚存在，已没人注意；举凡开会演说，拍桌打掌这些慷慨激昂举动，当然都成为陈迹。因此，端方初初听见资政院参倒了盛宣怀，心里很是吃紧，生怕影响他的前程；继而看见这把刀并未朝他头上斫下，他不特放宽了心，并且由于铁路事件不再有人提起，使他少费许多唇舌，少用许多心机，他反而感到一种无可形容的轻松愉快。何况，同志会里一班正派而有力的绅士，他都曾招呼来面谈过。比如，听说在成都临时股东会上闹得最为激烈的股东代表朱之洪这个人，自从在万县见面，倾谈之下，他觉得朱之洪的态度，就从激烈而转为温和。到重庆再一次见面，更变了，对之不但恭敬有加，而且表示，只要他能俯顺舆情，采及刍荛，今后的同志会，还将改变宗旨。如何改变？朱代表虽未明言，但据川绅施纪云揣测，大有转而拥戴他，为他羽翼的可能。唉，唉！这更是“塞翁失马”，为始料所不及的事啦！

　　绅士方面，联络得很好。商界这面，更不消说，因为李湛阳本人，就是重庆商界里最有力量的天顺祥银号的老板。

　　最爱闹事的学界哩，端方也放心。因为由重庆知府纽传善禀称，这里只有府中学堂里几个喜事少年可疑。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勘号沧白这个人，是一个不大过问地方公事的秀才。虽说是个新派，又深通洋务，又懂英文，曾经在叙永厅中学堂当过监督，又在成都什么中学堂教过英文，好像都有过一点嫌疑。不过自从去年担任本府中学堂监督以来，尚属驯谨，并未看出什么劣迹。只是最近两月，风闻该学堂时常有人聚会，深夜不散，出入品类，也甚复杂。他曾派人侦查过几次，仅只查出该学堂监学张培爵和几个教员有聚众密谈行迹。但是有一次，杨庶勘似乎觉察有人在调查他们，他竟自跑到知府衙门来质问纽传善。纽传善描绘他们那次的问答如次：

　　杨庶勘：“昨夜三更时分，鄙人由学堂公毕返舍，亲见有三个人跟踪不舍。鄙人今天调查清楚，据说，是太尊派的侦查人员，在敝学堂门外已经盘旋多夜。此事是否属实？敢请明告。”

　　纽传善：“有这一回事。”

　　杨庶勘：“那么，请问太尊，却是为何呢？”

　　纽传善：“风闻学堂里藏有复杂分子，经常密聚；当此时局不稳之际，理应查一查。”

　　杨庶勘：“太尊意思，是否以为敝学堂里藏有革命党人？所谓复杂分子，盖革命党之代名词耳。”

　　纽传善：“诚如贵监督所云。”

　　杨庶勘：“若然，太尊将鄙人收监究办好啰！”

　　纽传善：“贵监督何出此言？”

　　杨庶勘：“因为敝学堂并无革命党溷迹其中。太尊疑有，只有鄙人足以当之……曾记宣统元年，成都举办全省学界运动会，学警冲突，以致学生流血。鄙人偕同已故的刘士志先生晋谒赵次帅，为学生申理。彼时，赵次帅便疑鄙人是革命党人。既然注名在案，鄙人何必推辞……”

　　因此，纽传善才敢于向端方断言：“学界当中，大体上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并且他的幕僚刘师培也告诉端方：“杨庶勘是一个纯粹文人。听说会做文章，会做诗，会写字，也会办学。却不知道是否加入过同盟会？因为在东京时，并不知有此人。至于平日言论激烈，不过时代趋向，无足为虑的。”

　　就是新纳入幕中的同志会代表朱山也说：“成都方面，但凡学界中知名之士，几无一人不参加保路同志会，几无一人不在风潮汹涌时候，投身潮流，或是慷慨陈词，或是痛哭流涕，或是撰写诗文；至不济，也要在呈文或通告末尾，搭上一个名字，表示是爱国爱川的一分子。唯独重庆这面的同志会，绅商各界参加的很踊跃，学界参加的，学生多而先生少。至于办学的人，如领袖群伦的杨沧白这个人，就自始至终连名字都不肯出。如此看来，杨沧白——还不止杨沧白一人为然——对于国家大事，非常冷淡，似乎还置身事外，如秦越人之视肥瘠。这样无大志的人，徒负虚名，产生不到作用，应当不予重视！”

　　情形是这样地好，端方当然放心启程。

　　但是后来事实表明，杨庶勘岂但是革命党人，而且是同盟会四川支部的一个负责人。争路事起，他确实表现得很冷淡，外间许多人议论他，说他壮志消沉了。他的盟友们也很怀疑他，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起初，他只笑笑。其后，同志会闹得风起云涌，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班同盟会的同志都认为民气开张，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时机。他才拈着纸烟——他的纸烟瘾很大，几乎随时都有一支燃着的纸烟拈在手上，以致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都被烟子熏黄，一排门齿也被熏焦了，说道：“时机倒是时机，但是若仍跟着立宪派屁股转，光是闹一阵废约保路，到底不是根本之图。”

　　“怎么办呢？”几个地位高、资格老的盟友问。其中就有重庆教育会会长、川东师范学堂监学，在桂香阁办了一个两等小学堂和一个女子学堂，自任两个学堂监督的朱之洪；就有巴县中学堂监督、朱之洪的兄弟朱蕴章；就有光绪三十三年在成都图谋革命不成，逃到陕西开办实业社，今年潜回重庆，即隐身在桂香阁女子学堂教国文，废去谢愚守这个被通缉的名字，改名谢持号慧生的这个人；就有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就有在府中学堂当监学的张培爵；就有在府中学堂当教员的黄圣祥、向楚这些人。

　　“最好是利用奋发的民气，将革命思想注入大家脑海，把风潮老实搞大一些，即使达到了争路目的，大家还是要闹，不休止地闹。一方面，我们必须悄声匿迹，暗地里联络同志，极力准备，等到事机成熟，而后揭橥革命，推倒满清，建立民国，实现中山先生的伟大抱负。”

　　大家一齐说：“对！尊论甚属有理！”

　　因此，等到朱之洪在成都股东会播下革命种子，跑回重庆，他们在重庆的机关部里，便着手组织起来。他们除了飞函各府厅州县，邀约各地方负责任、有力量的盟友，齐集重庆，商量大计外，他们还分了一下工作：杨庶勘担任决疑定计，筹划财政，延揽同志，并和地方官吏周旋；张培爵担任的是交通、联络，征集武器，运输武器，规划发难时候纲要，并且指导各地同志的行动；朱之洪是铁路股东代表，便担任联络官绅，交通主客军队，往来各地，以通广声息；文字上的工作，交与向楚等几个教国文的先生；谢持不便露面，只好帮助杨庶勘统筹全局。

　　上下川东的革命党人（绅、商、学各界以及哥老会的大爷都有），都前前后后来到重庆。安岳县的王孟兰也来了。只有隆昌县的曾省斋不来。但是他却提出一个建议，非常重要。他写的回信上说：“诸公雄才大略，发难定然有成，重庆地当冲要，影响亦必甚大。唯是发难必须倚赖民兵，而民兵多系仓猝召募之众，纵有利器，恐难敌清廷训练之师。区区之意，以为重庆暂勿发难，而令诸同志分赴外县，同时揭竿起义，既足以张大声威，又足以牵制清兵，分其势而杀其力。俟重庆空虚无备，而后振臂一呼，庶几费力小而成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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