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波(16)_李劼人

一六

　　对于清朝政府的做法，外国人是满意的。国内呢，只有洋务派最赞成了。所以在宣统二年末，各省咨议局各举代表若干人齐集北京，向摄政王请愿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缩短到三年或者五年，没有结果；又在宣统三年，即历史上可资纪念的辛亥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震撼全国的、比任何一次还惨烈的、由革命党领袖之一黄克强所指挥的广州革命，围攻总督衙门不克而失败后，清朝政府急遽实施的新官制，借口说不守常规，破格用人，在新增旧有的十三个部府的大臣中，竟安置了八个满族，而八个满族中，属于皇室系统的又是五个；其中很多是什么也不大懂的青年贵族，只有庆亲王奕一个，年岁极高，七十以上了，但又是出名的昏庸老朽，见钱眼开的家伙。情况如此，改良派、立宪派也都感到丧气。

　　尽管全国人心日益不安，尽管革命党的势力像野火样，四面八方都在冒着浓烟或竟现出了火星，尽管改良派、立宪派的调子越打越低，已有从加富尔转向玛志尼的趋势，但是一班亲贵们和洋务派仍然兴高采烈，因才发生了葛寰中在北京所听见的那些秘闻。

　　第三章事情是怎么搞出来的(三)

　　“……据说，这次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才是这样搞起来的……”

　　要简单说呢，也真简单，只一句话：不过由于载泽和奕的争权罢了。设若要比郝达三所复述的稍加详细，那么，应该这样说了：载泽和奕所争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权，而仅只是说起来尚觉新鲜的名与位。因为名义上提得很响亮的责任内阁总理，其实不过军机处领队大臣的化身。如何叫责任？这责任如何负法？两个人岂有不知道是骗人的一句话？但由于是新官制，而内阁总理又是第一任，说起来好听些。奕现当着军机处领队大臣，不说行辈高、年龄大、资格老、事务熟、阅历深，光是那种对外也恭顺，对上也恭顺，就使得隆裕太后喜欢他，摄政王喜欢他，各国派驻北京的公使也都喜欢他。要是他蝉联下去，当了责任内阁总理，谁也可以放心，包管不会由于名称改变而发生什么新的麻烦。即使奕果真要照他平日所说，待新官制颁下，即日告老引退，以让贤路，已是势有不可。何况他那言语还是照例官腔。事实上，奕是出了名的不倒翁！

　　其他亲贵只要当上大臣，都还安分，依然听的听小叫天，玩的玩杨翠喜，各有各的嗜好，互不相妨。其中只有载泽一人，自以为不同凡响。他出过洋，见过世面，懂得洋务。他不甘于只当一个比以前户部范围还为狭小的度支部大臣，即使没有实际责任可负，而这第一任内阁总理总要当的。听说内里头倒无所谓，认为反正是自家人，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倒是奕却回奏一句：“只怕年轻一点，各国公使要是不赞成呢？”

　　话传到载泽耳里，虽然满怀不自在，仔细一想，确有至理。知道要战胜奕，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得到外力支持。如其外国公使能向上头示个意说：“泽公爷到底比庆亲王能干。”那么，还怕内里不答应吗？对！想法确不错！可是自己没有站在外交部门，从何能同外国人联络？并且能够一联络就联络上？并且能够一联络就博得外国人的好感？

　　当然，泽公爷是有谋臣密友的，泽公爷是洋务派，他的谋臣密友也是洋务派。其中头一个，就是专门和洋人打交道而起家，而出身，而为清朝政府所倚重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第二个，就是被撤职永不叙用的端方；第三个，是以书法和宋派诗著名，曾经做到四品京堂，在广西龙州办过新政练过新兵，和安南的法国人办过交涉，抱负不凡，官运却不见佳的郑孝胥。

　　盛宣怀首先说：“要取得外国朋友的欢心和帮助，最好就是向他们借钱，在抵押上多给他们一点好处。从此，他们就信任你，把你当成好朋友看待，将来若有别样交涉，也好办了。”

　　端方接着说：“杏荪的话是经验之谈。我从前在两湖任上，曾问过张文襄公，外国人那么狡黠，何独于公而诚信有余？香涛掀髯笑说，‘我岂有他术哉，要能投其所好而已！’杏荪就是用的这个术。”

　　郑孝胥说：“说到张文襄公，我想起了一条线索，是光绪三十四年底，他调任大学士之前，曾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商借英国金镑六百万镑。到他内调大学士以后，听说还签订了一张草约。好像有人反对，便放下了。我想，现在设若要借款，这倒是一条好线索，就不必另辟门径了。”

　　盛宣怀是知道这件事的。张之洞要借这笔款，原本为了要把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在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工程加速修成。这两条路，虽曾由三个总督奏准商办，而几年之内两湖集资太少，远不能比广东、四川，他着了急，才不再和两广总督、四川总督商量，竟自单独出奏，改由官办，并且派人向四国银行商借这笔大款。他盛宣怀现在身任邮传部大臣，铁路归他管，款子正好归他借。不过他并不太热心这项借款。原因是，这项草约自宣统元年六月签订那天起，两湖绅士和前后任的湖南巡抚便坚决反对。一面两湖京官在张之洞未死之前，还联名参过他卖国。使得清朝政府不能不再下诏旨，取消官办，仍归商办了。

　　载泽因而摇着头说：“有人反对，就不必办啦！”

　　端方也说：“何况有湖南人！”

　　独有郑孝胥大不谓然说：“湖南人，亦犹人也，有何可畏！只要略施权术，其实还可以为我之用哩。目前最堪注目的，并不在湖南，而倒还在北京。北京为政令所出，也为舆论所出的地方。尤其现在，资政院开办了，各省横议之士都荟萃于此；加以去年请愿之后，各省咨议局议员代表，尚都麇集未散。这班人虽然不像革命党人暴乱，可是眼光短浅，毫无主意，却并无不同。这班人谈到改良、维新，都无异言，但一听见借款，那就惶惶然了。设若公爷和杏公真有以借款来作联络之意的话，我倒要敬献一策……”

　　据说，不久之后，郑孝胥便亲自出头，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召集了一个旅京名流爱国大会，公开演说他那有名的借款救国论。演说之后，还在资政院宪政派议员所办的宪政报上，作了几篇文章，反复说明他的卓见，并且盛气凌人地骂那班訾议他的人：“非愚即妄！”

　　郝达三深深嘘了一袋福建烟丝，又眯起两眼一笑道：“所以才把我那位乘龙娇客惹毛了，和他在宪政报上打起笔墨官司来！”

　　从他那发自衷情的微笑和称自己女婿为乘龙娇客的开玩笑的口吻看来，他是赞成苏星煌的反驳文章的。因此，他叙说到郑孝胥由于鼓吹借款救国有功，等到以考定币制，振兴实业，推广铁路为理由，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借得英国金镑一千万镑，又向日本横滨银行借得日元一千万元，便外放湖南藩台一件事情时候，不禁对着葛寰中叹了一声道：“老弟的见解不错，像这样尊贤用能，实在是亡国之道！”

　　他的儿子郝又三皱起一双浓黑的眉头说：“也是怪事！像郑孝胥，像端方这些人，平素都是有名望的文人学士，听说学问都很好，为何一涉及做官，便如此无耻！”

　　田老兄呵呵大笑道：“真是书呆子话！做官还做官，这和学问有啥相干？……我们莫忙论这些。我请教一句话，既然泽公爷和老盛尚都顾虑着官民反对，为啥还是要走这条路？听郝老伯谈来，他们原先不过翻着张文襄的旧案。那么，所要借的款，也只英、法、德、美的六百万镑而已，为啥现在又借了日本的一千万元？”

　　葛寰中把手上扇着的名家书画的折扇猛一下折叠起来，在圆桌边上一拍，道：“幸而问到我！是别的人嘛，未必便知底蕴！原来是这么样的……但我得讲一句公道话，郑方伯的借款救国论，虽然有可訾议之处，却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就事论事，倒不可一概抹杀。譬如日本横滨银行的一千万元，委实是日本自己找上门来，并非泽盛二公先开的口。听说，泽盛二公本不打算借的，认为四国的借款实在够了，多借来没用处，利息又那么高。但日本公使不答应，说，这不行！你们得照条约行事，断不能只向西洋各国借了款，而不借我国的！至于有用没有，我不管，反正要借哩，东西洋应该平均待遇，不借哩，都不要借！……”

　　“从没听说过的事情！”黄澜生不由插嘴说道，“现在竟有估着拿钱借给我们的！”

　　他太太好像听起劲了，拿眼把他一道：“听葛二哥说嘛！”

　　“其实也就是这些了。澜翁用不着诧异，别人肯借钱给我们，从好的方面说，因为我们信用昭著，别人才不怕我们倒账……现在，再来答复伯行老兄所提的头一个疑问。就是泽盛二公既都有所顾虑，为何还是旧案重翻，不但把在两湖境内的川汉、粤汉两段收归官办，并且还定出政策，把这两条路都作为干线，收归国有？这很容易解答，一句话：利令智昏罢了。”

　　“九五回扣，还有许多人分，这利也不算大。”郝又三这么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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