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五）|李大钊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五）

　　——关于北京外交使团最近态度的报告（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英国

　　汉案[1]发生后，唐悦良（国民军外交处长）曾访英使蓝普森[2]氏。蓝氏对他大发牢骚，他说：此次来华，深望把中英邦交弄好，对于国民政府，尊重其地位，并且深致同情。故抵华后，即先赴南方接洽，随即发表对华新提案。其用意完全在促进英国与国民政府间之良好关系，不意其结果适得其反，不能不令我深抱悲观了。我在汉时，曾晤陈友仁君六七次，陈君意甚恳挚，如能按照此言办法，或有良好结果，亦未可知。但我自始即怀疑陈君是否能如其所说去办，今我离汉不久，即发生汉案，前途正未乐观。唐君答称：中国民众及国民政府都认新提案有援助北方的意思[3]，故对英起反感。蓝氏说：这是误会。试思广州政府已自行征收二五附加税，而无所阻难，北方军阀焉有不尤而效之呢？我们已不能阻止南方，又何能阻止北方呢？新提案之意，亦不过预知此事之必未［来］而先自承认之，以自保其体面而已，非有他意。或者将疑吾承认北方政府，此事南方政府请放心，英国此时决不承认北京政府云云。翌日，国闻社记者胡政之[4]访蓝氏，蓝氏所言，则视与唐所言更为露骨。蓝氏说：英国亦是一个国家，亦是（一）个民族，他的忍耐有一定的限度，现在恐已达到忍无可忍的限度了[5]。胡云：君对北京政府的感想如何？蓝氏云：毫无希望。胡云：对北已无希望，则希望仍在南方，然则非继续忍耐下去不可。民众运动在其性质上，容或有过甚的地方，不能因此小小波澜而使邦交有大大的变更也。蓝云：我觉南办外交真是一种难事。蒋介石、唐生智则忙于军事，无暇及此；陈友仁、孙科、宋子文等仍皆无大力量可以主持此事，然则操纵民众运动、主持外交方针者，鲍罗廷一人耳。今我向谁去办外交呢？蓝氏向人表示虽然如此，但张（作）霖访他的时候，则又张大盛典，礼陈〈列〉件件，（列）兵于门首以欢迎之，礼食甚隆重，前未曾有，相谈有二时之久。日本甚忌妒之。谓：英人甚鄙，以迎皇帝之礼迎张作霖。当晚，北京警察即干涉北京国民社，不令继续出版了，大约这是蓝、张会见后之一端。

　　二、日本

　　自清浦子来北京与石曾、寅村等见面后，接着左分利[6]又到南方，临行时亦曾与石曾、寅村等见面，直到现在日本外交有关人们和石曾等间接接洽，不曾中止。日本人又有大内畅三者，系众院议院［员］、某大学的教授，中、日文化事业协会秘书。他到南方视察后，即回北京与石曾、沈尹默等继续商量中、日关系的问题。自然在北京（的）芳泽[7]日使、坂西[8]顾问在□□□□，亦曾参与此事。在东京，日本政府当局及政党干部皆有与闻。有一天，（大）内请石曾拟出几条纲领来，以便据此非正式的征求国民政府及日政府两方对此政纲的意见。石曾说：不便拟。最好由文化事业协会中的中、日两国朋友们，（以）第三者的地位拟出来，再由日本朋友征求日本政府及朝野的同意，然后交我们转达国民政府。由是，由大内、沈尹默等拟出方［六］条。大内说：已约［经］日本朝野的同意。其条件如下：

　　1.中国、日本两国，以平等互助之精神，共同解除国际间对东洋一切束缚，并谋两国国民经济的提携，以彼此互惠为根据。

　　2.关于主权的，中国定期收回治外法权，按期取消一切租借条约，日本以诚意协助之。

　　3.关于经济的，废除厘金，收回关税完全自主，日本以诚意协助其成功。

　　4.东三省境内，日本政府、日本国民一切既（得）权利，应俟中国统一后，中、日两国自动的让步，以好意改善于两国不利益的条约。

　　5.中、日两国通商条约及税则，应以双方最惠的精神，订立平等、互惠条件，双方尊重而实（行）之。

　　6.关于中国暂时的政局，日本以友谊的精神，促成南北一致，或中国南北首领之双方完全同意，南北分治，再根据全国民意，以法律统一。如至不得已时，南北作战，日本必绝对中立，承认南北为对等交战团体。

　　此外尚有一条关于防止赤化的，这大概是芳泽的意思，经中国方面的反对，便删去了。大内在这一般人中比较开明。他说：赤化在日本，虽无可怕的东西，但于中国或适宜亦未可知，可不提。大内本想于一个星期前由京赴汉，持此条文与我政府要人接洽。后接东京来电，政府要他先往东京一行[9]，然后往汉。他在未定［走］前，向石曾要求，与守常面谈。守常遂约他当晚在俄款委员会相见。是晚九时，大内自带一通译方梦超与他〈们〉同来。寒暄数语后，守常即告彼：日方条（件）已经看过，不过有些点还望先生予以更明晰的说明，可乎？大内说：好。以下便是守常和大内的问答了。

　　问：第一条中“共同解决国际间东洋一切的束缚”的意义，是否含有（日）本愿以行为行协助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意思？

　　答（大内）：是的，含有这个意思。不过日本在国际上，因为不能孤立之故，故不能明示其态度。因为日本若在国际上孤立，虽欲助中国而不能。

　　问：第一条谋国民经济的提携，以彼此互惠为根据，是否有具体的提议？

　　答（方梦超）：这是指棉纱一类的商品，是日本输入中国的主要物品，如果中国不与以提携，而增加关税以障之，则日本产业界将不堪此重大打击。

　　答（大内）：日本地狭人多，如中国不予经济的提携，则日本民族不能生存。

　　守常说：我们所主张的革命不是国家主义的革命，而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我们决不主张专为自己民族的利益，而至牺牲其他民族的生存。

　　大内说：国家主义的革命是旧式的革命，如今已成过去了。

　　问：第二条“定期收回治外法权，按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否把租界（如天津、汉口等）、租借地（如大连等）内的领事裁判权，外国行政权，都包在内？又所谓“定期”、“按期”是何意义？

　　答（大内）：依我解释，当然全包在内。至如定期、按期云者，是指收回治外法权一类的事，不是仓猝所能办到的，必须与关系国约达一定的期间即当交还。君曾在日本读书，当知日本当年收回法权、税收的维新运动，人民亦曾受多大的牺牲。大隈伯一条腿，就系为此断送了。

　　守常说：我当时读日本史，读到此节，曾起最昂奋的兴味。就我的所知，日本在大隈伯出任外交以前，是当外国是一个外交团来办的，很难得有效果。大隈伯出来，便主张采“国际谈判”的政策，把各国分开一个一个的交涉。大隈伯因当时民众不了解，炸去一足而去职，但继他而起的外交家，用他的政策究竟成功。不［还］有一个最值得记忆的，便是当时日本最难交涉的国家，便是英国，一旦与英外交办好了，其他各国便迎刃而解。中国今日情形与日本当日有些相同。

　　问：第三条中“收回关税完全自主”，是否含有中国把数十年来为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完全收回的意思在内？

　　答（大内）：就是这个意思。（很郑重的说了二三次，这一条很要紧。）

　　守常说：上次关税会议的时候，英委员很怕中、日提起这个问题，故赶快借着段政府倒台，就把关会闭会了。

　　大内说：就是这次的对华的新案，英国亦想维持其海关行政的系统，故虽承认了南方征收二五附税，却要求仍须由海关征收[10]，正是这个意思。

　　守常说：诚然。但是南方政府征收附税，其目的并不在〈增〉多增收入，而在当作一种内地税，由中国的自设机关征收，而不经海关的手，用意亦在打破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

　　问：第四条中“以好意改善于两国不利益之条约”，是把那些于日本利益于中国不利益（的）那些条约除外了。但是以我看来，关于东省条约，大概都是于日本利益，于中国不利益的！

　　答（方梦超）：这当然对于那些包（括）在内。当时讨论到此条时，因为顾虑到日本人骤见，起来反对，从而发生阻力，故用此语以掩饰之。

　　问：第五条的意义是否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等［别］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

　　答（大内）：就是这样。

　　问：第六条中“日本以友谊的精神促成南北一致”，国民政府方面极欲与奉方谋和平，但是奉方对南是否愿意和平，还是问题。日本对奉天有没有把握使之不对南作战？

　　答（大内）：我于南方倒有些朋友，于奉方却很（少）。是亦有二三相熟者，相见即以此劝之。

　　答（方）：大约先生是文人。此次［事］与武（人）商议，此次与坂西商议，坂西颇赞成此议。故武人方面由坂西去办。因为现在的陆军大臣，是坂西同学，又是同乡，故好说话。此次大内回东京，即是（与）参谋本部和陆军大臣商洽此事。

　　问：第六条中“如至不得已时，南北作战，日本必绝对中立”，此在内战，日本应如此。但有一事我欲请问的，如中、英发生冲突，日本是否守中立？

　　答（方）：这是涉及第三（国）的问题，故未谈及。

　　答（大内）：（关于此点他答复颇含糊。）中国如与他国冲突，日本自应中立，为于两国有利。此次回京后，将更往武汉一行，便是奔走此事。日本朝野本是方针以处理之，同时亦望中国民从［众］本此方针以避免二国间之冲突。

　　问答已完，守常乃表示几点意见（不是代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而是个人的）：

　　第一，欲中、日两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须根据：在政治上日本对中国让步，经济上中国对日本让步的原则。即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须予中国以赞助。关于两国国民经济点［的］（关）系，中国须予日本国民以提携。

　　第二，南北分治，只是一个过渡的视线[11]，中国国民党究是要谋中国的统一。可是谋中国的统一，国民党自有其建国的方略的，进行中，勿助军阀而予以妨碍，因为中国不统一，于中、日二国经济的提携上，亦甚不利。谈至此，大内以为守常的主张，或有国民党将以武力解决奉张的意思。故复加以辩解说：在统一之先，南北分治或不可免，可是南北分治便是统一的必经阶级。我在南方见民党友人，便劝其暂时休息，整理内部，不必急于谋扬子江以北的发展。

　　守常说：此言甚是。我们取得的地方，不仅在武力的占领便算了事，我们要把党的基础深植于民从［众］，在政治上方能算取得了那个地方。否则徒以武力解决，与军阀的武力统一何以异之？失［先］整理内部的忠告，盛意可感。

　　第三，日本在满洲关系，无［吾］人早有所谅解。

　　大内听守常言后，颇现欣悦之色。乃悄然告守常：日、中两国以外，还有一国当联合，便是苏俄。其理由我今不明言了。守常即答他道：即不便明言，我亦明白了。乃与之寒暄数语而去。

　　从这次谈话和六个条件，我们可以看见日本注重的几个要点来：（一）主张中国暂时南北分治；（二）在分治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国民在东省内的免［既］得权，不生动摇；（三）怂恿中国收回数十年为英把持之海关行政权；（四）日本希望与中国订立一种差别税率的协定关税条约。这是六条的骨干，此外的辞句，都为装饰外面的好看服罢了。

　　大内与守常见面后的一日，大内即乘晚车返东了。

　　三、美国

　　美使馆态度忽变[12]，似表同情于英。唐悦良曾与美使及其代办晤谈，言下深不与［满］于国民政府。美使：我实为夙表同情于南方之一人，但近南方对外态度，深令失望。如何排英至于如此急［激］烈呢？我与蓝普森同船来华，所谈至为详悉。他此次来华，抱着满腔热望，想和国民政府开诚相见，把中、英关系弄好，不图发生汉口事件，出乎意料之外。若云承认北方政府征收二五附税，那末试想，有无英使的新案，见南方征收而毫（不）阻止，北方军阀焉有不自行征收之理。听说以群众运动占领了汉口英界之后，而欲以同一手段占领日、法租界，这种办法实在危险的很。以后唐氏又见他的代办，他更说：你们收回租界是可也，但是为何又仇视教会呢？这不是仇洋排外是什么？我们教士在闽的已陷于危险状中，美驻闽领事已有数电告急。由西安跑来的教士说：西安城被困围数月，因［困］在城中的教士真是万死一生，好容易祷告上帝，若大旱望雨一般的（望）冯玉祥来了西安，以为这可得救星了。谁知冯到西安后，把教堂占了，求冯玉祥保护，而冯不理。这样看来，冯已入了布尔什（维）克，你们南北打成一片了。以苏俄为后背主人，我在［再］不能与以同情了和辩护了。玛慕瑞（公）使离京前一月，他的代办又致电乙函，并［再］次申明此意。并云：他所谈的玛慕瑞今俱已完全同意，此次回国即将此真相报告于美云云。唐得此函后，立来与守常商议。我们认定美使馆这种态度，其用意在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或许是希望我们对于美教士不加危迫，故严其辞以促成我们注意于是。商请唐君再往美使馆一谈，其措词看下：“我们国民军、国民党人听到美使馆员人［人员］〈们〉突变对我态度，不胜诧异。因大家都知道，首先到广州访国民政府的（是）玛慕公使，对此事实，不但中国民众对美起一种好感，即世界的外交界亦曾予以多大的注意！现在美若还定用这种精神办理对中国的外（交），相信由此事实所生的良好影响，当更发展而况［扩］大，俾益二国邦交不少。我们不解美国为什么忽然要躇［惜］英国走狗？民众运动有时过火一点，容或不免，而且一般民众在反英的狂潮之下，对于美国教士未便细辨，亦或不免作了殃及美国教士之举，究系一个小小事件，焉能以小小关系而更变二国邦交的大计呢？如有事须我们代达国民政府者，我们可以代达”云云。美代办听了这些话以后，声明：“希望你们以行为证明你们对美的友谊。最近何应钦到福州，美总领事两次访何，何均拒不见。希望转达国民政府转告何将军，能够接见美总领事，以便有交涉时可以商量”云云。唐答：我们可以去电转达。我们当即将美使馆的态度，为其希望何应钦接见美领事的事，电告国民政府了。不知可曾收到否？以我们所知，美突变，其原因有三：最近在国际上，东方的离合变迁，似乎是英、美互相提携以对日本。而日本为对英、美之故，一面联合，更有接近苏俄的趋势；此次英、美向远东大调海军，藉口对于华，实行［为］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英、美殆欲将海军向太平洋移动集中，颇有对日本示威之形势；英、美同种，在剧烈排英怒潮（中），英、美实有许多地方利害一致。有人说，此次讨英新提案，（美使）赞同，愿［与］美政府方针不合，故美政府召还美使。美使以自己因由此事受一打击，而陈友仁同志又径（达）美政府反对英提案[13]，故玛氏对南殊不快。现在玛氏又被命中止回国，不知是何原故？

　　四、法国

　　法帝国主义者，虽与奉、鲁有相当关系，但是他对吾党的态度似较他国为和缓。天津法界前次捕拿党人，旋即释放，便可知道了。最近天津同志二十四人，在法界开会为所捕去，因为是星期日，法领不知此事，翌晨法领闻之，便立令放出。是日委闻讯[14]，石曾即向法使[15]交涉释放，至少勿引渡。恰巧是日早晨，法使请石曾晤面（其实或系天津法界捕人事，法领请示彼之命释放，彼故作不知，先向石曾温一温交情）。以下便是法（使）与石曾的问答。

　　法使先说：好久不见了，所以请你来谈一谈。现在各国都有害怕的样子，好像仇洋排外的惨祸近在眼前。我在中国的朋友如你呀，蔡子［孑］民呀，褚民谊呀，都是多年好友。我知道中国人最讲和平的，但是人人传说现在国民党的外交是俄国指挥着，究竟真相如何？石曾答他说：我们是老友了，不能对你说谎话，国民政府实在有些俄国朋友在那里帮忙，但这并不奇怪，奉天方面有他的日本朋友。他们有他们的朋（友），我们有我们的朋友，设法国朋友亦愿来帮助我们，亦是一律欢迎的。法使说：这一点我明白了。后又说，英国总想把各国卷入漩涡，但是法国不肯，但看对英之新提案表示反对，便可明了。此次汉口事件，只须国民党不以对英手段对付法界，法决不与英一致行动。不过有些在法国外交部办事的法国人，思想很旧，他们还想拿廿年前对华的外交来对今日的华人，完全不对的，是办不到的。我们常常有报告到法政府去说，现在中国民众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不过我们的力量不够转移他们的旧观念。最好你和蔡孑民先生，常常打电（话）给穆德[16]一流社会上的领袖，从社会作作工夫，亦可影响我们的政府，只我一人说，他们或以我太过了。至了［这］一步，石曾又去［问］关于法界捕人的事〈去找他〉。他说：他不知道此事，容他去电告津领事，万勿引渡是了（其实此时（已）释放了）。务望以后有事先由我们在此商量，以免彼此隔阂的地方。石曾说：那末你可以给电各地领事，凡有关于国民党的事，不可直接与国民党发生冲突，不可轻率的处理，务须电告北京法使馆，以便我们彼此商洽。我亦同样的电国民党各地支部，你以为如何？法使答云：这办法很好，很好。这就（是）最近对吾党所表示的态度。

　　附言：

　　日本坂西不久将南下，临行前拟与守常一谈，讨论我军将来到上海时，关于处理租界如何应付英国的问题。详情当候谈话后报告。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1927年1月25日

　　载《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18册

　　[1]汉案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1月3日，武汉各界举行庆祝大会。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前演讲，英国水兵武装登陆干涉，以刺刀刺伤群众5人。是谓汉案。当晚，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就汉口惨案向驻汉英领事葛福口头抗议，令其立刻撤退水兵，由中国军警接防；否则，不负责任。次日，陈友仁又照会葛福，谓肇事英舰，在本案未解决前，不得离开汉口；否则，遇有事故，国民政府概不负责。4日下午，汉口各界联席会通过要求赔偿、惩凶、撤退英舰、收回英租界等决议，徐谦代表国民政府表示支持。当晚，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

　　[2]蓝普森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1880—1964），或译蓝浦生，1916—1920年任英驻华使馆头等参赞。1926年升任驻华公使。12月1日到上海，随即先到汉口与武汉国民政府接洽。12月18日，由英驻京代办欧迈尔向外交使团提出《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即文中说的“对华新提案”。

　　[3]中国民众及国民政府都认新提案有援助北方的意思　新提案建议由各国政府发表宣言，“声明拟将修改条约之事及其他悬案，俟华人自行组成有权力之政府时即与之交涉”；又主张“声明俟中国国定新税则规定颁布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之权”；“对于华会附加税，应以无条件准中国全国立行征收”，但“所收附加税进款，不必由各税务司解交上海保管银行”。“如何支配储存问题，应由中国主管官署自行决定”。声明中俟诸将来之语，显然有不承认南方国民政府之意；附加税的“全国立行征收”，并称“由中国主管官署自行决定”，不解交上海。这些都有利于北京政府。1927年1月12日，北京政府下令，从2月1日起，对进口货按值百抽二·五附加税，奢侈品抽百分之五。英提案还称：如华人不顾条约或有攻击外人应享之利益，各国当协同从事。

　　[4]胡政之　（1889—1949），四川成都人。1905年起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起任职《大共和日报》。1916年起，任《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1921年创办国闻通讯社，任社长。

　　[5]现在恐已达到忍无可忍的限度了　此为英使蓝普森恐吓性语言。他一面对武汉国民政府提出退还已被收回的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一面要求英政府对华增兵，并在外交使团提出，用武力“协同防卫上海”。1927年1月24日，英战舰12艘、英印军队1.6万名，铁甲车一队、坦克炮一队，航空兵两队，分别由英国、印度和香港出发，开赴上海。但是英国的武力威胁并未达到其目的。

　　[6]左分利　即佐分利，时为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作为出席关税会议与法权会议的代表到北京。12月1日，又到达上海。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江苏省党部及学联、青年团代表征询政见。在南方活动后，2月3日经北京返回日本。

　　[7]芳泽　即芳泽谦吉（1874—1965），日本人。1899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即来华，历任厦门、上海、牛庄等地副领事。1912年任汉口总领事。1916年任日使馆参赞。1919年任日外务省亚洲局局长。1923年起任驻华公使，1930年离华。1952年10月复出，任驻台湾“大使”。

　　[8]坂西　即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人。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来华在京津等地从事间谍活动。后任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政府军事顾问，历时12年。其后日本侵华的战犯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本庄繁等均是其门徒。

　　[9]后接东京来电，政府要他先往东京一行　李大钊与李石曾此时的外交活动，主要秉承武汉国民政府。1927年1月20日，蒋介石派出代表吴铁城秘密赴日，交涉中日关系问题。大内此次突然改变径去武汉的计划，奉令先回东京，内中当与此新变化有关。大内对李大钊的访问，恰在吴铁城赴日后的二三天时间。2月15日，戴季陶又奉蒋命赴日（化装成日本人），并称：“乃以国民党同志资格，求日本朝野谅解本党真意。”后与佐分利等外务省官员会谈。

　　[10]虽承认了南方征收二五附税，却要求仍须由海关征收　此点是英国的阻挠手法。因为，当时海关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故李大钊强调是“由中国的自设机关征收”，以“打破英国所把持的海关行政权”。1927年1月15日，国民政府于九江征二·五附税。1月18日，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由上海到武汉，与陈友仁、宋子文会商。表示接受中国条件，二·五附税另设机关办理，不经过海关。对于此会商结果，其他国家默认，而日本芳泽则坚决反对。

　　[11]南北分治，只是一个过渡的视线　1926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攻克南昌、九江后，在庐山召开中央会议，决定军事上“采取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的策略”。12月18日，派孙科、蒋作宾赴奉联络。而西方一些国家，此时则提出南北分治的主张。1926年12月22日，英使蓝普森抵津晤张作霖，劝张用和平手段解决国是，并提出南北分治，张表示坚决反对。张称：中国历史上向重统一，且只有北方征服南方，决无南方来统一北方之理。李大钊此处说“只是一个过渡视线，中国国民党究是要谋中国的统一”，并有其“方略”。此种说法，与当时的战略策略是协调的。

　　[12]美使馆态度忽变　1926年12月3日，美国务院宣告：美对粤军在长江各条约口岸收回海关事件，决不采用任何方略阻止。12月19日，美新任驻汉口、广州、天津总领事巴烈特接政府训令，对华仍持亲善人民的方针，对南北两方不偏袒。但1927年1月10日，北京使团会议讨论九江、汉口收回英租界问题，决定电本国政府请示办法，美国也和英一样向华增兵。1927年1月13日，英亚洲舰队总司令泰伟德赴长江上游侦察，美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抵上海。并称奉政府之令，“有便宜行事之全权”。1月18日，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奉令回国讨论对华方针，旋又接电称：中国时局严重，尤以上海最须警戒，令返任。此时，在长江的外国军舰，英国18艘、美国21艘、日本17艘、法国7艘，共63艘。

　　[13]陈友仁同志又径（达）美政府反对英提案　1926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电美国务卿凯洛格，称英提案使上海“恐变为血战之地，外国商业或将永远受害”，请美国政府阻止。

　　[14]委闻讯　委，指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领导人。

　　[15]法使　当时法使为玛德（Damien Martel，1878—1940），法国人，伯爵。1913年来华任使馆头等参赞。1916—1918年任代办。1925年起任公使，1930年离任。李石曾、蔡元培、褚民谊，都曾留学法国，与之交往较多。

　　[16]穆德　John Raleigh Moott（1865—1955），美国人。1888年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协会和学生志愿运动的创始人。1930年前多次来华，周游演讲，传布基督教义，颇有影响。曾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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