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李大钊

北方区对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八日）

　　一、在三特别区 [1] 工作方面

　　（a）国民军未退出南口以前

　　国民军未退出南口以前，在党的工作方面，虽有相当的发展，但党的基础极不巩固。同时，内部负责同志又不能互相了解，共同努力工作，使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同志只听党中个人指挥，不接受党的组织指导。如张家口京绥路工人同志只听仲一[2]同志命令，支部会非仲一同志去召集，即不能开会，在南口也有这种现象。总之，一切工作只有同志个人活动，而没有党的组织的指导，因此，有许多负责的同志，不但在工作中不努力，而且行为极为浪漫。另一方面，张家口地委工作既如此，其他各特支亦甚不好。职工运动方面，从前虽能公开的召集，在此次战争中亦能实际的帮助国民军，但尚不能达到成为党的指导下的群众组织。三区工作最糟者，为国民党工作。三区国民党在我们手中，可惜过去的指导太不得力，所有一切民校工作，全由麟符[3]一人包办，名义上虽有多少党部、组织、党员、机关，事实上不过花了很多钱，养了一班不作工作的同志。过去负（责）三区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如张良翰、×××等，不但是不作工作，而且抽大烟，逛窑子，因此，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对于三区国民党负责人极不满意。不但是国民党在三区不能发展，而且影响于我们的党在三区的工作。在三区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国民党是好的，但在三特别区的国民党却不好。绥远市党部（在山东派手中的）曾借此向民校中央控告绥远省党部。现在民中已派路友于[4]来京查办此事。

　　（b）奉军占领张家口以后

　　现在三特（别）区有党的组织的地方，为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五原。南口、康庄等地，党部组织尚未恢复。在以上有组织的地方，以张家口地方为较好，绥次之。大同方面尚未能正式开会，只能作个人谈话。包头方面，同志不多，五原虽有很多的同志，但该方党部尚未组织起来。职工运动及国民党工作都是在复兴的时期中。农民运动还是在开始进行状况中。

　　（c）目前的计划

　　1.从前张家口各特支均改为区的特支，直接受区委的指导。如大同、绥远、包头均应调一得力同志去主持一切工作。

　　2.民校工作应完全重新换人去做，并应受该地党部（我们的）的指导。

　　3.在农民运动方面，现正派由粤农校归来之十余同志去各县工作。

　　4.在职工运动方面，除从事调查与救济散去之得力分子外，须在工人群众中建设新的基础。

　　5.关于工作者分配问题：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或×××。

　　二、在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西北军现在不但组织上渐次统一，即在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尚未有下层的基础，但现在冯之左倾，却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机会。按国民军现在的地位看来，我们自然不能轻视在国军内之工作。在国军中的政治工作及与民校关系，我们很同意于和森的意见。至于我们派同志去国军中工作，重（在）要慎重。现在冯虽饥不择食，我们固然不能使他失望，如果不慎重，派许多的较弱的分子去工作，不但使冯不信任，并必引起国军一班将领的恶感，因国民军的将领思想较广东军中将领更弱，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现在第一军中军友团的同志约有九十余人（该团乃西北军干部学校改组的，共约三百人），该团现正分配给各军中充下级军官或参谋。第三军中同志约四十余人，此外，在陕西井岳秀军中尚有同志三十余人，合共在西北军中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但是在组织方面都非常之涣散。现在这些同志都集中于五原，因此在该方非派得力同志去工作不可。过去我们在这些军中的同志，工作极不好，急待重新整顿，并且在该方非建立得力指导机关不可。现在除要求中央速派平山[5]及一飞[6]同志去西北军中工作外，北方区现正指定同志，受短时间特别训练，准备去该方工作。

　　北方区因感觉过去三特别区工作之遭［糟］及现在西北军中工作之重要，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7]，沿路巡视各地工作，并至五原与伯坚接头[8]，考察该方实在情形及目前一切纠纷的问题（在军队中同志的）。至于三特（别）区及西北军中工作具体详细计划，须俟××同志归来时才能规定，因这样比较切实些。

　　《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1926年11月3日

　　【注释】

　　[1]三特别区　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1950年后撤销，绝大部分为内蒙古自治区。

　　[2]仲一　即王仲一。1924年曾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干事。1925年初，任张家口特别支部书记。1925年秋，萧三调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王任组织委员。

　　[3]麟符　即韩麟符。1924年国民党“一大”和1926年“二大”，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冬，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在张家口成立，任副书记（李大钊任书记）。三特区“民校”工作即国民党工作，由其负责。

　　[4]路友于　（1895—1927），山东诸城人。191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20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任北京执行部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与李大钊密切合作。1926年，国民党“二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1月，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与李大钊同时被捕就义。

　　[5]平山　即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鹤人。早年入同盟会。1920年参加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后任中共粤区首任书记。中共二、三届中央委员，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党“一大”后，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农民部长。李大钊要求中共中央速派谭平山去西北军工作之前，徐谦向国民党中央也正式提出《西北国民革命军党务工作计划》，关于设立总政治部，建议“主任可于李石曾或谭平山同志中择一人任之”。1926年9月11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6次会议讨论决定，任命李石曾为西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但未到职。谭则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后为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

　　[6]一飞　即王一飞（1898—1928），浙江上虞人。1921年春赴苏入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秋回国，1925年秋曾任江浙区委（上海区委）书记，后任张家口地委军事委员、中央军委特派员。据冯玉祥日记1926年10月3日记载：“下午五点，到政治学校，适选举党务委员，余批评王一飞同志热心而欠细密。”按此，王此时已在冯部工作。王后又到上海区委工作，曾参与领导1927年3月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7]特派××同志去西北一行　××同志，指陈乔年（1902—1928），安徽怀守（今安庆市）人。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学习，1924年回国，时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从五原视察后，调离北方区，至湖北省委工作。

　　[8]至五原与伯坚接头　五原，时为国民军（西北军）总部所在地。刘伯坚时任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但实际上在五原的时间很短。9月17日五原誓师后，10月8日，即与冯玉祥一起赴包头。11月18日，由包头又返五原。11月24日，离开五原到达临河，此后即向宁夏、甘肃前进。12月24日到平凉。1927年1月26日到西安。此件的时间是1926年10月18日，则伯坚此时正在包头，离他返回五原的时间，尚有30天。而他11月18日回到五原后，实际只停留5天，并已全力进行西进的准备工作。故陈与刘接头的地点应是在包头。而陈返回的时间，也不会晚于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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