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民”的外交|李大钊

“大国民”的外交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常常听见国人说：如何才是“大国民”的态度？现在我们要在对于惨劫后的日本的态度上和对于苏俄的承认问题上，寻求这句话的例证。

　　日本是我们的近邻，种族上、文化上、利害关系上都有密切的关系。只因日本的民族，在东方的“鲁卫之邦”里是一个神智较为敏捷，精力较为活泼的民族，他的地理的关系，又与帝国主义的压迫接触较早，在势不得不首先站起来以谋自卫。不幸，这个孤立的东方民族，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政策，用帝国主义的手段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东方被压迫的区域内，争取并驾齐驱的地位，他下力量便不知不觉的集注在中国身上，这样子种下了中国和日本两民族间的恶感。这种恶感使中国人认定日本是中国惟一的仇敌，使中国人忽视了在中国横行的帝国主义的策源地，并不在日本的事实。

　　这一次天灾地变，使日本遭空前未有的惨劫。在我们自诩为“大国民”的中国人，自不忍隔岸观火，自不应在这种人间惨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间的仇恨。就从利害关系上想，今后的日本，至少在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中已经不是一个强者了，而且天灾之后，日本的政治上发生变动亦不是意外的事，这亦足为中、日两国接近的媒介。假使我们看到这一点，不但在这几天内要打几通热烈的同情的电报，从今以后，恐怕要改变从前排日仇日的态度。我们不欢迎从前的日本打出帝国主义的旗子，来替我们东方的鱼肉民族张一张威风，亦能在我们身上与欧美的帝国主义者机会均平的分一杯羹，我们却欢迎这一位不能再打帝国主义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里，作一先驱。

　　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东来，备受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欢迎，足以证明我们国民已经认识了苏俄是我们的好友。既然认识了他是我们的好友邦么，中、俄交涉的根本问题，即在缔结中、俄两国的亲交，中、俄亲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认苏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解决，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应该把承认苏俄这件事，作为纯粹友谊的表示，不该把他作为商卖式的外交交换品。只有力能承认苏俄的政府，才能接受并保有苏俄退还中国的权利。但是，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门”的、“维持国际现有之地位”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

　　国人近来常说国民外交，我们要从对日对俄的外交态度上看一看，我们的国民外交是不是“大国民”的外交？

　　没有国民的政府，那有国民的外交？这一点亦望大家注意！

　　署名：S．C

　　《努力周报》第70期

　　19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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