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

鲍丹的历史思想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九二四年上半年）

　　鲍丹（Jean Bodin，1530—1596）[1]为法国政治学者，兼历史学者。承继文艺复兴期而以《国家论》开始近世社会学的研究的是他，在法兰西首先倡始历史哲学的研究的亦是他。鲍氏精研政治哲学，当世实无伦比，至少在孟德斯鸠未生以前未有能侪及之者。所著《国家论》（Republic）六种，出版于一五六七年，为他的最大杰作。主张君主政治，反对马基亚威理主义（Machiavellism），是其政治主张的特点。自马氏以迄鲍氏，其间才杰不作，法国学术界量［呈］销沉之象者已久。至于鲍氏，正值法兰西历史上多事之秋，实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纷争扰攘变革迁移的运会。此等纷争与变革，导深思之士以入于政理的研究，殆亦自然的趋势。盖至此时，法国学术界，已有渐次复兴的景象。其时名家辈出，类皆穷思殚虑，以政治与社会为所研治的主题，然解喻之明，探索之深，预见之验，未有如鲍氏者也。

　　鲍氏的《历史方法论》（Historic Method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出版于一五六六年，亦是他的很重要的著作，其于历史哲学研究者的趣益，实越《国家论》而上之。但此既非历史哲学，亦非为历史哲学置其基础者。如此书之所自白，这不是历史哲学，乃是研究与领会历史的方法。

　　是书出世，去马氏之死，已四十余年矣！他的眼光及方法，与马氏迥乎不同。鲍氏思想的范围，比马氏广；马氏的精神，只集中于政治学说，而鲍氏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主张君主政治的政治论，而在图立一普遍的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所流行者。

　　十六世纪，遍乎全欧，有一研究历史的兴趣普遍的觉醒的征象。此征象维何？即有些关于历史文艺的著述出世是也。中有少许，在鲍氏论著未出以前，即已问世。最早者，如Mylaeus的Theatrum scribendae historiae Unimversae则于一五四八年在Florence[2]出版了。最广行而有趣味者，如Patrizi的Della Storia dialoghi X则于一五六〇年在Venice[3]出版了。自兹以还，经十六世纪乃至几乎全十七世纪，此等著作的潜流，继续未已。至一五七四年顷，Pensns srtis Historicae已出版于Basle。是书由十八篇关于历史的文著合集而成，其中除去二三例外，皆为属于十六世纪者。鲍氏论著，所与当时其他历史方法不同者，不在原则，亦在企于只在于其实用的指导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考勘而已。其目的仅在教人以历史应如何在秩序的、独立的、有利的状态中以为研究，不在寻找一种科学，更不在竭力作成一种科学。以此种事业，至极艰钜，即有天才，亦惟在情境足以助其成功的时遇方能为力；而其业之底于有成，亦惟赖以精诚专一之力以自效而企于致之实行也。虽然，吾人于鲍氏论著中，盖亦不无有趣益于治历史科学者之理想之可寻焉。

　　《方法论》初成，首基［卷］即冠以绪言一篇。鲍氏于此，即论历史研究的容易、娱快与有利。那样历史的颂辞，其在当时，几成为一时的风尚，此风至少至一百五十年后，尚流行而未已。一六〇九年，Casanbon的Polybius[4]的绪言，或者今尚为人所忆及，此绪言把荣誉主要的归之于其腊丁语法的功绩。此等颂辞的实在现存的价值，只是时代的征象于其中表现出来罢了。但此等颂辞，颇能示吾人以由如何的动机，以如何的希望与旨趣而为之者。十六七世纪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著述与研读这样的热心，鲍氏及其时人对于历史这样的热心，不是为的说明历史的运动或确定历史的法则，乃是为的于其中寻求智力的受用与实际的指导、文学的与学问的资料，尤其是道德的与政治的生活的助益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认知历史的智识，不当作科学的积极的本质，但以之为达历史本身以外某种目的的方［工］具而已。所以鲍氏信历史的研究为容易，虽为错误的见解，但此不足以惊骇吾人，因此为当时历史的作者、读者共有之流行的迷想也。一旦人们开始充分的实现历史上最高的真实的要求，他们便即刻停止作那关于历史效用的颂辞了，同时他们便知道历史的真实是最难达到的了，然在鲍氏之世，尚未达于此境也。

　　《方法论》包有十章，他在此书中，与我们以人类史的性质与位置的说明。历史原是以真实的描写与叙述表现出来的。历史得分为人类、自然、神明三者，人类史以人为其主题，亦如自然史以物理的世界为其主题，神明史以上帝为其主题者然。再明白一点讲，人类史的材料是人们的自由行为，此行为一语是最广义的，包含所有人类的智慧言行。人类史特有的形象，是他的主题不断的在变迁中，而上帝与自然，则毫无变迁。他们永是一样，而人类史则无一刹那是停留在一样的状态中的。此种历史的根本物质，即是不断的变动，与人以一种“没有贯彻历史的原则，在历史中没有秩序可寻，像宇宙间其余的现象和他种的智识一样”的信念。但此信念，虽为旧有而普行者，然此终为错误的。因人是一个精神与一个躯体联合而成的，是一个永在的精神浸入于物质中的。所以经由物质的影响，虽在人的行为中，有许多纷混与矛盾，但在行动中，亦有些永在的原则表示一种与神性有关的精神。此等原则，是人所能喻解的。或者有人想没有在人类史中寻求是等原则的必要，因为此等原则乃在神明史中最易直接的为人所喻解者，但此说非是。不从人类起以达于神明，而由神明以降于人类，以求理喻，是颠倒了研究的真秩序，而执终以为始。人当以研究自己肇始，而渐跻于最高至极之本原，因人是一个灵魂与躯体，精神的与物质的复合的生物，所以他的历史，与自然及上帝的历史并有关联，由地理学与自然有关，由宗教与上帝有关。人的历史家，必须审慎的说明人的复杂的组织与关系，溯寻人的历史如何依精神的与物理的势力为上帝与自然所影响。那么于一个能使人满足的人类普遍史的达成，有二种科学实为必要：天地学（Cosmography包含星学、地理学、地质学）与普通的或比较的宗教科学是。

　　鲍氏论研究历史，当依先总纲后特目的次序进行。由普遍史的简约的观察，渐至他的各部分的详彻的研究，如斯作去，各部分相互间的关系，各部分与全体间的关系，均能认出无误。

　　鲍氏自觉的实认史律的存在，他觉得历史实为律法所贯彻。他的此种信念，实得力于法律的研究。此等研究，致其研究思索的精神，无一俄顷不在历史；同时明认法律与历史自始至终应联为一体，不可分开，倘或将其一与其他的全体分开，则二者之任何一方，都不能圆满了解。他在最初，在刚刚献身于历史方法的时候，便自奋而指导并宣言反对那些自命为哲学的法理家，而且自限其全体的注意于罗马法者。他自己发大愿所欲为的是一个哲学的法理家，而不像Cujas[5]只是一个腊丁原文解释者。他攻击那些有声闻的他的同代人的狭隘，不像Hotman[6]所曾作的那样甚，为实用像为科学的真理一样。他说即使怎样完全与充分，罗马法的研究，于法律的部分的解释以外，不能更有所与于吾人者。使罗马法与普通法一致，或为其标准，是荒诞的事。于此有一普遍法焉，于普遍法中，一切法典，皆有他们的根柢与理论，这些法典，不过是些属于普遍法的部分的多样的表示。欲达到此法则，须谘询于法理家，同样亦须谘询于历史家，于二者间固不应有所轩轾，以使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希伯来人、西班牙人、英吉利人、日尔曼人，均可在罗马人旁，觅一相当的位置。此普遍法的观念，其智识只能经由一个整个的历史的方法的研究方可达到者，今则集中于鲍氏，而在我们的法律家深思的考虑上，即其最普通的形式，斯亦为尚待促进者也。鲍氏所曾说明之者，只为最普通的形式，例如自然法与人为法间的概念，任在何处亦未明晰的分别为彼所引出。他把人事的经行是一个秩序的行程，或为自然的、道德的所限制、所执律的发展一点看得很清楚，但他的历史法则的概念或含有任何一定的意义的法律的概念则极暧昧。

　　欧洲中世时，史学界盛行一种“黄金时代”（Golden Age）说。为此说者，大抵以为“世道日衰”“人心不古”，常发些伤时的慨叹，动些怀古的幽情，遐想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人心世道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学者流，而皆以丹捏尔（Daniel）的预言[7]为基础。他们把历史的径路分为四个时期：即是巴比伦（Babylonian）、波斯（Persian）、马基顿（Macedonian）与罗马（Roman）四王国，最后者持续到末日裁判为止。鲍丹于此，另行提议一种分期法。他把历史的径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东南方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约经二千年之久，以基督的诞生终结；第二是中部民族即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占优势的时期，为期亦约二千年，以条顿人的侵入终结；第三是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导领的时期。三个时期，依于三方民族心理上的特性而各有其特色：第一的特色是宗教，长于知识与聪慧的艺能；第二期是实用的智慧，富有政治的能力与商业的活动；第三期是战争与产业或发明的技能。这个分法，实足以预见黑格儿（Hegel）的综合法。（黑格儿的分法是：一、东洋的，二、甲希腊、乙罗马，三、日尔曼语系的世界）他那最有趣味的点，乃在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这便是鲍氏的唯物史观。鲍氏的全体说明，虽有粗荒之嫌，而其混入占星术的议论（Astronomical argument），亦足证他没有全脱神学的影响，但在历史研究上，总算开了一个新步骤了。鲍氏否认黄金时代说的理据，乃在他认自然永是均一，拟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氏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一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全靠人的意思而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与教界时时刻刻都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矣！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目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不远，由那状态慢慢的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鲍氏又说，一切知识、文学、艺术，都有他们的变迁。他们的变迁的经过，就是兴起、增长、繁荣、衰颓，乃至于死灭。罗马崩颓以后，随着一个休息的时期，经此期后，随着一个学术的复活、知力的产生，开往古未有的新局。古人的发明，固然值得我们赞誉，但今人亦并不是仅仅放点爝火以补古人的日月照临之所不及的。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其功绩与古人的一样伟大而重要。例如有了航海南针的发明，才能成就周航地球、世界通商的事业，由是而世界变为一家了。他如地理学、天文学上的进步，火药的发明，毛织业并其他实业的发展，都在在与全世界以极大的影响。即单就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而论，已足以抗颜古人而有余。

　　鲍氏确认历史是整个的一个进步的径路。他在他的《方法论》第七章里，即论此特殊而永久的势力的要旨。这第一部分，是论那预言家（Daniel）的“四王国说”无论怎样解释都可（鲍氏自言一切解释，他都不满足），但这断不是历史是一个智力的、道德的退落的、长径路的意思。比四王国，不论什么都可以指，但他们断不是像有些人所提示的蛮荒的古代的四个世代。本章的自［其］余所论，乃为驳斥基于四个世代的荒渺无稽的历史发展的见解。此种见解，乃谓人类是在不断的退落的运动中的，由金时代退到铁时代，时境愈益艰难，善愈荒而恶益著。鲍氏谓此与《圣经》的历史，大相矛盾。《圣经》的历史之所垂告于吾人者，若洪水，若Babel塔[8]（古时巴比伦人所造的塔，将以上通于天者，工未竟而中止）等等，为时乃如彼其邃远也。由所谓黄金时代的异教诗人及神与英雄的荒诞传说者之所报告于吾人者观之，那个时代，似曾为真实的铁时代；许多在希腊、罗马盛时所流行的残暴不公的习惯，渐渐的显出他们真实道德的光明了；基督教之广被兹世也，亦挟其方在化育世界的新道德以与之俱来；即彼蛮人的侵入亦可以被看出，是曾实行一个天命的意志；逮乎今世，像罗盘针、印刷术那样的发明，亦能应吾人之要求而有所成就；又曾发见了一个新世界，大大的改进了天文学、自然史、医药及产业；凡此种种，皆足见历史的经过，全是进步的径路。鲍氏把那些人类不断的退落论者（那些怕学术、人性、公道方达于从大地上消灭以回转于他们固有之天的人们），比于病苦凄惨衰懦的老年人，他们自己的疾患的重负，导引他们相信自从他们的少年时日以后，世界已经表［丧］失他的一切德、美、善了；又比于那些舟子们，当舟由港向洋海出发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这是岬与山岭，房子与城市，正在向后退回了。

　　鲍氏认在过去有一普遍的进步，此观念决非新创，就是耶比库鲁派（Epicureans）[9]旧有的观念。惟自耶比库鲁（Epicurus）哲学失了生存以后，多已消灭于兹世矣。鲍氏于此，又多考察了一千二百年间的新变化。

　　本鲍氏之说而推之，将来的进展，亦必依震动的法则而与过去及现在等在进步的运动中；将来的新发明，新发现，亦必不减于既往。但鲍氏立论，只限于过去及现在，并未推论及于将来的变动，特未为世界末日等说的幻影所迷蔽已耳。

　　一个伟大理想之生成建立也，其进行必极迟缓，经久而始臻于完成。今鲍丹把普遍于过去的进步，认识的如彼其清楚，而任在何处，独未确认在未来中亦有进步；以现代之读者综其理论之全程而观之，似应含有此确认，且必须有此确认，而竟无之；不惟无之，抑且有些语句（此等语句，固然极少，而且暧昧而非决定的），表示一种信念，宁可以说是怀疑，谓人事或将回转于其所自始，或将以周环轮转（固然含有螺旋进步的意味）。在不知伟大理想之生成建立如何迟缓者，必且以为奇怪，然若稔察历史之遗迹，则知后之视昔，今人之所平谈［淡］无奇而能知之为之者，而在古人，则必经几何世代，几何穷研，而始克达于兹境者，盖往往而然也。以鲍丹察知过去之明，而未见及将来，亦此类耳。盖鲍氏之说，只于过去为公允，即彼几为所有宗教或哲学的改革家所误解、所诋诽的中世，彼亦极尊重之，而独于未来，则漠然看过，终以其业留待三十年后有一位更伟大的人物出，以完成进步之说而补鲍丹之所未及。斯人为谁？即倍根（Lord Bacon）是也。Bacon[10]最不公允于过去，而专注其深感大望于将来，与其当代伟大声闻学业足与伯仲如笛卡尔（Descartes）其人，同为轻蔑古代世界，而惟注其目光于新世界预言的光景之照耀于其前者。鲍丹之注重过去，亦犹倍根之注重未来，皆能窥见半面的真理，分之则得其一偏，合之则得其全体，必二子之相待，而后进步之真理之全，乃以大明于兹世。呜呼，何其巧也！

　　鲍氏不自足于仅陈普通的观念而止，更进而以解明实在的事情为鹄的；他不自止于抽象，且进而试为说明实体；他于复杂的史象中，寻求那些原因，并努力以迹溯那些原因的动作。他特别的努力以明二类原因的影响——物理的与政治的原因。

　　他在《方法论》的第五章中，及在《国家论》的第五卷第一章中，论物理的原因，均极详备。风土有一种影响于一民族的品性，地理与一个民族的历史间有一个一定的适应，其事至明，所以在远古之世，即能为人所察知，而Hippocrates[11]、Plato[12]、Aristotle[13]、Polybius[14]、Galen[15]辈，陈述此等事实，亦皆能明确乎其言之。然以彼辈之物理的境遇创造与限制民族性的原理的普通陈述，与鲍氏之竭智尽能以求应用之广漠众多之事例者同日而语，则又失之不平矣。

　　鲍氏既分民族为北方的、中部的、南方的，他乃以异常周备的知识，研究风土的、地理的情状，如何影响于他们的住民的体力、勇气、智力、人性与贞操，简言之，即精神、道德与态度，与夫山岭、风候、土壤的差异，与于个人及社会以何影响。他提出数多普通的见解，其中固有许多是虚伪的，亦有许多是真实的。

　　有为鲍丹与孟德斯鸠之比较者，如Hallam之所云，则仅谓鲍氏在《国家论》论风土的章中，与孟氏有些类似的地方。此种论评，于鲍氏一方，殊觉稍欠公允。若谓孟氏《法意》由十四卷至十八卷中间所主张的论旨之一半，已经写在鲍氏论风土章中，或尚为符于真实也。Ibn khaldun[16]可以除外，因鲍氏不娴于他的著作，鲍氏之所附益于其前人者，视孟氏之所成就为多。设若二人之时间的间隔，与夫必（要）的积聚相当智识的机会之不同，为人所记忆；鲍丹关于此问题的议论，必当被认为二者中之最显著者。即使精巧不如孟氏，而绵密则与之等，同时亦必不以晦昧了此伟大的真理见责。此伟大的真理者何？即人是自由的，依他的为道德与教育所益固的自由，能抵制外界的作用力也。

　　鲍氏关于政治的原因运动的知识，得自亚里士多德者颇多。但他纳用深邃的思想家锐敏的观察者之所教，而能免于为他们的奴隶；他能由他自己的反省，他的历史的娴熟，他的多变的躬逢的阅历，在他们的学说上，扩而充之增入些新道理，所以他能不失他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他分政治为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三种，并试为指出每种政治的特色与情状，以示他们怎样的起原与发长，怎样的强大与固结，怎样的衰落与废灭。他把革命与无政府分别的很清，革命是由一种政治到别一种政治的变革，而无政府则是政治的废灭。因为政制的各别的形式有三，他于是寻出革命的类别有六，每一种政制能变成两种别的政制。所有各种革命，可以起于些不同的原因，亦可以用种种方法防阻，至少亦可以延缓。他以细心与洞见，研究革命的、反动的多样的原因，他以判断力的高深，任在何处，都不为占星术的迷信引导他失了正路。

　　为考他的关于物理的原因的见解，《方法论》第六章，亦须与《国家论》第二、三、四卷对读，因为前者可以说是后者的摘要（résumé）。

　　在别一方面，《方法论》所可引起历史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是在第八、九两章中，有Dugald Stuart所谓推测的或理论的历史的样本。第八章，是世界的起原与时间的世代的研究。第九章，是民族起原的研究。鲍氏把此种研究过于看得重要，至少亦错认了他的正当的位置，至谓历史起原的真实观念，是一条只有他能导吾人以通过历史的迷阵的线索。但此观念，全是暧昧的必须留在最久的不能说明中的。论到他所施用的研索的方式，亦只是可赞者半可讥者半而已。

　　鲍丹亦论到研究语原学的价值，谓遇有关于那些事实，或无文书可稽，或仅有虚伪荒诞的纪载，则语原学的研究，颇足为考证事实之一助。

　　鲍丹主张世界将有一个终结，并且指出证明于大数学家Copernicus[17]、Reinhold、Stadius所与的信地球将在一个时间的经过，落在太阳上的理由。

　　鲍丹之世，距倍根（Rogor Bacon）已三百年。此三百年，可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18]的三世纪。虽经三世纪间反抗中世主义（medievalism）的努力，而其流风所被，犹有存者。加以由文艺复兴成就的希腊人、罗马人的权威，虽未实行，而已重压于如鲍丹一流的不踌躇的自由以批评古代作者的思想家。故当其周虑以图寻得一解释普遍历史的线索，彼乃为过去的遗物，神学的并宇宙的学说所束缚。当他研讨科学和文学的时代的衰颓，他便提议那当是基于上帝的直接行动，以责罚那些恶用有益的科学于人类的残毁的人们。他指明世界的起原，乃为上帝在恰好的时候自由的创造，谓摩西的说明是真实的，谓世界必须在九月中被创造，历史上最大事变，亦皆发生于九月中。

　　鲍丹的冥想，是特别为占星术的信念所混合而成者。这种占星术[19]的信念，虽经Petrarch[20]、Aeneas、Sylvius[21]、Pico[22]等一流人文派的努力，以明其不足征信，而亘乎文艺复兴期间，许多优尚的或则自由的思想家，犹且重被其影响。鲍丹于此，是Machiavelli[23]和Lord Bacon[24]之流亚。但他不满足那星象影响人事的学说，而别寻一解释历史的变动系受数的影响的键，再兴Pythagoras[25]与Plato[26]的观念，而自立一方式以出之。他列举许多名人的生存期，以示他们可为七与九两数的力量所表示，或为七与九两数的产物。还有别的有效能的数，如十二等数是。他举出很多的例，以证这些神秘的数决定帝国的生存期而为历史年表的基础。例如东方王国（Oriental monarchies）的存在期，由Ninus[27]到亚历山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波斯，共有1728年，其数等于12；又如罗马共和国由罗马建立到Actium战役[28]共有729年，其数等于9。明达如鲍氏，虽致疑于独断的宗教而犹不能自脱于轻信星术之神秘，信乎其时代的不合理的偏执之力之大也。

　　从那样一种信星数而带有神学影响的学说的人，似难觅出进步的影子，但就他的星数的历史的解释，鲍丹亦算把历史置于与宇宙的他部分最相接近的地位，建一个全世界是被建立在一个神的计划上，各部分依此亲密的互相关系的学说。但他很谨慎的避免宿命主义（fatalism）。他说历史大部分是基于人类意思的。他较他以前的一切人与进步的观念愈益接近。我们若把他那占星术的与Pythagoras[29]派的冥想，并那些不足以累其学说的神学的插句，排除净尽，他的著作，实在可以表示一种新历史观。此新史观，抱乐观主义（Optimism［Optimistism］）的态度看人类在地球上的境遇，而不管将来的命数如何。

　　鲍氏的历史观，有三大特点，于后来进步论的发长上，有很重要的关系：（一）他否认人类退落说；（二）他主张今决不劣于古，而且优于古；（三）他认地球上的人民都有相互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概念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的“世界的观念”（ecnmenical idea）相合，而经过许多现代航海者的发现，又添了些新意趣。他屡说世界是一个普遍的国家，各种种族各依他们的特别嗜性以贡献于全体的公善这个人民的合同的观念，实为进步论发长上的重要原素。

　　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原〈的〉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

　　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

　　鲁雷氏（Louis Le Roy）[30]法国人。为古典学者，迻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甚多。在所著《宇宙事物的变化》（On the Vicissitude or Variety of the Things in the Universe）中，亦陈与鲍说类似的见解。他考察历史上的陈迹，谓战术、雄辩、哲学、数学、美术等，在一时代，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他们终不免于衰落，人间事物不是永久的。一切都是经过一样的周环——兴起、繁昌、完成、衰颓、终结的周环，但此不能说明世界中帝国的联续。繁昌的景象，在殊异的民族间，递更代嬗。鲁雷归其原因于天命的安排。他信上帝注意到宇宙的各部分，而分配文化武功的优越于各方各族，使之相代而兴，不使独偏于一隅。由亚而欧，而美，而非，令道德与罪恶，知识与愚昧，相代而旅行于各国。让他们都享过幸运与噩运，没有一个长享繁昌而自诩其为天之骄子者。

　　他说西欧的现代，全与过去的昌明时代相等，有些方面，现代尚较为优越。差不多有所［所有］曾经丧失约千二百年的古代的、自由的、并机械的艺术，都被回复。并且于些新发明，特别是印刷术、罗盘针，乃至火药（但此与其说是为人类的利用而发明，宁似为毁灭而发明，与印刷术、罗盘针不同。然其及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实不减于二者）。我们的天文学与天地学（Cosmography）的知识，都超越古人，我们可以肯定现在世界全体人类一切种族，都能相与闻知。他们能互易其物品，互供其需要，如同市，就是世界的国家（World-state）的住民，于是财富乃大有增益。

　　鲁雷虽把盛衰代序的原动归之于天命，而能自逃于悲观以转于乐观，主张我们应尽人力之能事，把过去曾经成就的繁昌转运过来，而且超越之。知识是无穷尽的，我们不要那样简单信古人能知能言一切物，而一无所遗于其后裔。就是说自然把良善的秩序都给古人而遗后世以荒野。他于此取鲍丹氏“自然力的永在”的原理。他说自然在现在能产生伟大的聪智，与曾经产生者一样。原素有同一的势力，星位依旧，人质全同。古代生能［能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代一样能产生此类人物。

　　他对于史学上的贡献，有三要点，全与鲍丹相同。就是：一、世界未曾退落；二、现代不劣于古典的古代；三、全世界的人种现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Mundane Republic）。

　　[1]鲍丹（Jean Bodin）　今译博丹（1530—1596）或波丹，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史学家。史学论文《理解历史便捷的方法》（按：本文译为《历史方法论》）是中世纪以来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他高度重视历史的价值，认为其最大功效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它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现在，而且可以预测未来；它不仅使人追求“崇高美德”，而且“惧怕做恶”。他强调历史的本质是对真实的叙述，为史家设定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不轻信”，并示范性地对古典史学采取了理性的批判态度。他扩展史学研究的领域（包括人类史以外的自然史和圣史），把历史学科的地位提到统摄一切学科的高度。他对历史发展动力和总体过程的论述、对于历史分期的论述都对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维柯关于人类“三个时代”（神——英雄——人）的分法，孟德斯鸠、伏尔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都与博丹的影响有关。他的政治学名著是《国家六书》（或译《国家论六卷》）。

　　[2]Florence　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约公元前一世纪建立，公元14—16世纪时商业、金融、学术、艺术均达到很高水平。

　　[3]Venice　威尼斯，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约建于公元6世纪中、后期，公元7世纪时称拜占廷威尼斯群岛，9世纪40年代成为独立的城邦国家威尼斯共和国的中心，势力一度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1866年并入意大利。

　　[4]Polybius　波利比奥斯，又译波里比阿（约公元前200—前118），古罗马历史学家，曾担任亚该亚联盟骑兵司令，参与了罗马军队远征西班牙、迦太基等战役。公元前133年以后开始撰写《努曼西亚战争史》。代表作：《通史》40卷，叙述从汉尼拔到西班牙战役53年间（公元前220—前168）罗马主宰世界的历史，在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波利比奥斯明确规定：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和校勘文献，熟悉有关地理的情况，获得一定的政治经验，三者之中尤以后二者更为重要。

　　[5]Cujas　Jacques Cujas（1522—1590），居雅斯，法国法学家，曾专门研究《查士丁尼法令全书》，其《法典简要注释》，以简明扼要的原理表达了罗马法的基本原则。

　　[6]Hotman　Francois Hotman（1524—1590），奥特芒，法国法理学家，致力于恢复古典罗马法的原文。代表作：《法兰克高卢》（1573）。该书指出：法兰西专制王权的发展，完全以罗马法学家的专断倾向为基础，此外并无任何其他历史根据。

　　[7]丹捏尔（Daniel）的预言　又译《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圣经·旧约》的一卷，原收在犹太教正典第三类“圣录”部分，在基督教正典中列在“先知书”一类。此书前半部分用第三人称口气，叙述但以理及其友人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伯沙撒、大利乌一世、古列二世等国王在位期间的经历；后半部则用自述口气，叙述但以理三次所见异象及一次异梦，指出作者的名字是但以理。此书用启示文学的观点看待历史，期待末学来临，确立上帝的统治，义人复活，虔信者脱离苦难，对后世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8]Babel塔　指巴别塔（Tower of Babel），据《圣经》记载为大洪水后在巴比伦的示拿所建造的塔：巴比伦人为了替自己扬名，想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顶可通天”的高塔。上帝不赞成他们的想法，于是便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之互相之间不能沟通，结果，塔未建成而人却分散到世界各地（事见《创世纪》第11章第1—9节）。

　　[9]耶比库鲁派（Epicureans）　指古希腊哲学家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所创立的学派，今通译“伊壁鸠鲁派”，存在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中世纪时其思想被作为异端而受到批判，影响一度缩小，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后至19世纪，其影响再度恢复扩大。

　　[10]Bacon　Francis Bacon（1561—1626），今译培根，英国法官、思想家，代表作有《新大西岛》（1610）、《伟大的复兴》（包括《新工具》等多个部分），对近代西方乃至世界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

　　[11]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

　　[12]Plato　即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8），古希腊哲学家。参见本书第三卷《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注①。

　　[13]Aristole　应为Aristotle即亚里士多德。参见《今与古》注23。

　　[14]Polybius　即波利比奥斯。参见本篇注④。

　　[15]Galen　加伦（129—199），古罗马医学家、哲学家，其思想对拜占廷及伊斯兰文明产生过深刻影响，著作多散佚，一部分仅存阿拉伯译文。

　　[16]Ibn Khaldun　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历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以后，马基雅弗利之前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历史导论》，共分为《社会学概论》、《政治社会学》、《都市生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多卷，后被译成土耳其文、法文等。

　　[17]Copernicus　即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学说的创立者。

　　[18]人文主义（Humanism）　指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一种强调人和人的价值的思潮。李大钊下文中所提到的意大利学者彼特拉克等均是其代表人物。

　　[19]占星术　英文astrology的意译，指通过观测和解释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来预卜人世间事物的一种方术，又称星占术。占星术对人类许多文明，尤其是中世纪以前的西欧等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

　　[20]Petrarch　彼特拉克（1304—1374），佛罗伦萨学者，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思想家，著有自传体著作《我的秘密》及大量书信体诗歌，主张古典文化与基督教启示合一，被认为是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代表之一。

　　[21]Sylvius　Franciscus Sylvius（1614—1672），西尔维乌斯，德国医学家、化学家、17世纪医学化学学派的奠基人。

　　[22]Pico　Pico della Mirandola，Giovanni，Conte di Concordia（1463—1494），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曾在自己的论著中讨论过占星术的缺点，对后世科学家J·开普勒等有一定影响。

　　[23]Machiavelli　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旧译马基亚威理，今译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政治家，代表作有《君主论》、《论蒂托·李维的最初10年》、《论战争艺术》（1520）及《佛罗伦萨史》。

　　[24]Lord Bacon　即Francis Bacon（1561—1626），今译培根勋爵，参见本篇注10。

　　[25]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数学家、哲学家，公元前532年移居意大利南部。他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数”，即现存的一切事物最后都可归结为数的关系。其学说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发展和中世纪欧洲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占星术），有重要影响。

　　[26]Plato　即柏拉图。

　　[27]Ninus　尼努斯，又译尼诺斯，希腊神话中的亚述国王、尼尼微城的创建者。据说他是柏洛斯的儿子，在阿拉伯国王阿里阿欧斯的帮助下用17年的时间征服了整个亚洲西部。

　　[28]Actium战役　Actium今译亚克兴角，指希腊阿卡纳尼亚北部海岬，现为圣尼古拉奥斯角。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此大败安东尼，成为罗马皇帝。

　　[29]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参见本篇注25。

　　[30]鲁雷氏（Louis Le Roy）　今译勒卢阿（1510—1577），法国史学家，著有《世界事物的变迁和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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