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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孙、吴两氏统一中国的方策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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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在上海最先会见了孙文先生。孙先生首先从北上问题[2]谈起，他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3]，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4]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我之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应当一面采取集中兵力于中央的办法，一面扩大县的自治权力，从而削弱现有督军的权力。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到了洛阳。回到这里后听到种种风言风语，说什么奉、直还将再战，吴佩孚要移驻郑州等等，但在洛阳期间一点儿也看不出有这种迹象。至于移兵郑州一事，将来怎样无法预测，但在近期内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动静。眼下吴氏正在热心地实践他那前些时刚刚公布的兵工政策，早上五点前就全体起床出动操练到七点，然后再到附近的山上植树。吴氏说：如果孙文先生肯出任兵工会的会长，那么他自己愿意担任副会长，率领现有的数十万士兵开到大西北新疆、青海一带去开荒种地。另外，孙、吴两氏还就前几天报上披露的，近日刚刚收到的徐树铮致吴佩孚论述统一方策的信谈了他们的意见。 下面将就此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联省自治或联邦制度，作为制度本身不一定就不好，然而像现在这样有督军在各地实行割据的情况之下，要想直接实行这种办法那是行不通的。首先在中央必须备有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治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最上策。在这一点上孙、吴两氏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当一接触到如何向中央集中强大的兵力，又如何去削弱各督军的权力时，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了。现在我国的形势与日本相比较，很像明治维新当时的状况，不过日本当时确实有过真正的军阀，这就是被称为长州、萨摩这样强有力的藩主，这些藩主协同一致推翻幕府，也就是推翻了支持军人的那些藩主，把国家政权从“武家”手里夺取过来。但在我国并没有这样真正的军阀，在现有掌握兵权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把政权从军人手中移交给人民，把自己也变成人民中的一员参加进去。看来，我国的现状倒不在于因有军阀而苦恼，苦恼的倒是没有真正好样的军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没有这种真正的军阀，倒可能相对地加快统一的步伐。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我国能称得上是军阀的人们，即那些被称为督军、师长的人们，都不是真正的军人，只不过是一介商人而已。一个普通的商人只能从倒卖商品中取得盈利，而督军之类的特种商人，却是通过培植个人权力和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收取苛捐杂税的办法谋取私利，因而对他们来说，维护权力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其真正的目的是用所占有的权力谋求个人的利益。倘若一般的民众都觉悟起来，使他们觉得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捞取利益了，那他们就会马上离开那个职位。就像王占元之流，当他把数百万（据传如此）家产弄到手之后，一旦发觉再像以往那样捞钱已十分困难时，便立即离开了他的职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只有动员民众起来反对各督军等盘剥私利，这才是削弱督军权力最有效的方法。不过发动民众并不那么容易，这里也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用财政手段使督军失去养兵的力量。向来只要中央政府的财政稍有结余，就被各督军取走，所以不管有多少钱，中央总是要陷在财政艰难的困境中，加上因各省督军的权势不见削弱，因而各国虽然几次答应贷款，仅只停留在反复表态上，据说大宗贷款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只要中央能有数千万的收入，把各督军的兵力集中到中央手里是不难办到的。就是说现有各督军，凡他们自己所能筹集到的军费都由自己筹集，每个师团都要有几个月以至十几个月的缺额，如果明确规定这些军费由中央来支付，那么各地的士兵必将拉起队伍向中央集中。到了那时，各地督军会不会因害怕自己兵员的减少，去谋求军费自给来挽留其兵士呢？正如前面说过的，各督军既然作为一介商人而存在，就决不会把已经装进腰包的钱再倒出来。假如今后督军割据的状态再继续十几年，那时的情况会怎样？虽不可确知，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一些督军由于深知自己将会当不成军人，所以绝对不会把中饱私囊的财物再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督军的兵力自然要向中央集中，地方的兵力必然逐渐削弱。一旦兵力被集中于中央之时，就可以对其一部分加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成为中央的军队，而将其余的大多数用于开垦、矿山等使用，这样一来统一也就自然形成，剩下来就只有东三省和广东的问题了。可以想见，只要中部地区的各种力量都集中于中央一处，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能与之相抗衡。然而，实行这一计划如果没有数千万元的资金，也就只能作为一纸空谈而告终。我们应当采取的，只能是逐步实施的办法，必须首先唤起民众的觉醒，然后还必须依靠民权运动的力量来削弱督军的势力。目前各地的工会组织已在考虑这一问题。商会、农会等虽还未形成公开的运动，但由于各地捐税过重，又都深受军人之害，只要对此持反对态度，运动一经发动，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把督军们赶下台，而且由于各地深受军人飞扬跋扈之苦，都深切期望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世界各国也都盼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些希望之变成现实，也许要花费一些时间，但统一政府的出现已是必然的明显的事实，我们应为它的出现而努力。 署名：北京大学教授 李大钊 《北京周报》（日文）第33号 1922年9月17日 【注释】 [1]题解 1922年8月29日、30日，李大钊参加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会后，在沪与孙中山会谈，并首先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9月8日，李大钊由上海到洛阳访问，11日返京。 此文发表时原编者按：“李氏利用暑假游览上海、洛阳等地，会见孙文、陈独秀、吴佩孚及各地的工人等，于十二日夜返抵北京。翌日，他向访问的记者就与孙、吴两氏会见时谈及中国统一方策问题发表了下述意见。”原文为日文，由韩一德译、穆传金校，载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北上问题 邀请孙中山北上，是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于1922年5月直、奉战争胜利后提出的。曹、吴打出恢复法统、统一南北的旗号，宣布恢复张勋复辟时胁迫总统黎元洪解散的第一届国会，并迎黎元洪复职，迫总统徐世昌退位。6月11日，吴佩孚电邀孙中山“息争北上”。8月13日，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由广州抵沪。17日，曹、吴代表到沪联络。18日，曹锟又致电孙表示：“欢迎北来，共商国是。”但孙中山经周旋审度，决定不予接受。 [3]“民国八年的国会” 系指广州护法国会。1917年6月，张勋胁迫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段祺瑞在击败张勋恢复民国后，却并不恢复被解散的此届国会，而是筹划另组新国会。孙中山号召原国会议员南下，进行护法斗争。1917年8月25日，莅粤议员组成广州护法国会举行非常会议，并建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军政府。1919年1月，此国会又议决将军政府改名为护法政府。此国会初因不足法定人数称非常会议，后增补人数称正式国会一届二期常会（一届一期系指被袁世凯解散之前的国会，袁死黎继任后恢复的国会称二期，广州继之）。1922年直、奉战争直系胜利后，曹、吴标榜恢复法统，此第一届国会于8月1日又第三次恢复，举行一届第三期常会。 [4]“民国六年的国会” 系指1917年6月张勋率兵进京所解散的国会，即民国第一届国会，亦称旧国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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