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恋与结婚自由|李大钊

失恋与结婚自由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

　　自从三月十九日《晨报》的社会新闻登出《两个恋爱的惨剧》的新闻一条，引起梁任公[2]先生慷慨的义愤；又因梁先生的投书，引起了沈女士谢绝多管闲事的、强有力者的仗义的信，并引起了褚保衡先生对梁先生的辩证；又因褚先生的辩证，又引起了沈女士的自白，并对褚先生的质问。原来沈女士的婚姻问题，在原投稿中不过是一个枝叶，现在却成争论的正传了。我今亦欲就这社会的事实下一个批判。

　　（一）我不敢武断着说原投稿者“是一个极下贱的人”，“是最可恶的人”，是居心“造不道德的谣言毁坏一个妇人的名誉”的人，是“社会上横行无忌的坏人”，是“害群之马”，是“站在黑暗方面含沙射人的败类”。我可以推断他或者他是一位替那失恋者抱不平的人，是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这一条投稿的错处，在把女子方面爱情移转的原动力都归到“经济”、“势力”和“虚荣”上去，这未免太抹煞了女子方面新发生的爱情的力量和其他关系，蔑视女子方面的人格的意味未免太重了。至于那个投稿（者）遇见男子便把姓名隐起，女子便大书特书，实在令人不能不疑这“是欺负女子的恶习遗传下来的毒”。但我推断这是因为投稿者的心理太痛心于女子的凉薄与负心的原故，他应该把男女的姓名俱隐，或是俱揭。

　　（二）梁先生为“弱女子”鸣不平的热心我很感佩，但嫌过度了一点，所以对于投稿者的责备亦嫌失当了一点。这或者也是梁先生爱朋友的感情作用，亦未可知。我想这等事实可以公布，尤其在现在正是男女社交公开渐有希望的时代，应该让一般男男女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可以使人喜悦，可以使人得神经病，乃至于可以使人死，应该慎重着些，不可太儿戏了。应该让人知道爱情是有变动的，在爱情变动的潮流中，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这种悲剧，在男女社交公开的生活中，婚姻自由的制度下，是应有的现象，是习见的事实。应该让人知（道）爱情一有转移，婚姻关系可以自由解除与缔结。不过关于这类事实的纪述与批评，总要公平与精细才是。

　　（三）沈女士辞谢了“强有力者”替“弱”“女子”的抱不平，申明“如今的女子是二十世纪的女子，不像欧洲中世纪女子，欲仰仗当时强有力者的武士来庇护”，很可以替今日中国的女界生色。沈女士的解除婚约与再除［缔］婚约，都是光明磊落的行为，即使郑君因为此事得了神经病，亦算是社会上一件遗感［憾］万千的事罢了。

　　（四）褚先生对于梁先生的辩证和对于沈女士的答复，措辞很是得体，他的重要目的，在证明郑君实在是因为失恋得了神经病。褚先生与郑君是朋友，当然对于他的朋友——失恋的朋友表满腔的同情，但我希望褚先生亦不要因为对于朋友的同情，把女子方面的婚姻自由看过了。

　　总结几句话，失恋的人是遗在灰凉世界中的一个人，我们旁不相干（的）人对他也都表满腔的同情，况是他的朋友。但那致他失恋的女子，对他既是没有爱情了，当然有和别的有爱情的人订婚、结婚的自由。这与名誉丝毫无损。我们不可因为对于失恋者的同情，便厚责于女子方面。我们若承认女子有婚姻的自由权，若承认女子方面因爱情移转而解除婚约，并与女子方面的名誉无损，当然不必为之辩解说是诬蔑与造谣。女子自身亦尽可赤裸裸的告白〈的〉，恋爱不存、婚姻自解的理由，不必以此为耻辱。至于那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要知恋既不存了，那以前的痕迹都是些幻梦与泡影。为恋爱而牺牲而殉死是可以的，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失恋的人啊！世间还有很多可以爱你的人等着你呢！

　　我望多情男女郑重着些，失恋的人自少。

　　署名：守常

　　《晨报》

　　1922年4月1日

　　记者足下：

　　前在贵报发表《失恋与结婚自由》一文，嗣经细读沈女士告褚君书，知郑君患病，在他提议解除婚约以前。那么，我所论的失恋问题与此事全不相干。特此更正。

　　守常

　　《晨报》

　　1922年4月2日

　　【注释】

　　[1]题解　本文是对《两个恋爱的惨剧》一文引起的讨论所发表的意见。次日（1922年4月2日），又在《晨报》《是非之林》一栏之后，发表了作者给记者的信，对前文所认定的事实有所更正。作者信之前，刊有袁复礼的文章，题为《郑君的神经病与婚姻问题无关》。袁与郑君在清华同学两年，又同赴美留学。郑在哈佛，1917年3、4月间与秋季先后两次发作神经病，并入了医院。从而证明郑君的神经病并非发生于与沈女士结婚之后，他的病亦并非由沈女士感情变化而引起。李大钊根据沈女士的文章所作的更正，与袁所提供的事实一致。

　　[2]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7岁中举人。中日甲午战争后，与其师康有为同为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其后30余年，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诸多方面发生过重大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宣传家、史学家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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