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伪调和|李大钊

辟伪调和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自政力失轨，冲突轧轹之象日烈。深识之士，乃创为调和立国之论，意在申明政力向背之理，冀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定之限度以相抗立，勿可驰于极端，徇其好同恶异之倾性，任其禁异存同之妄举，以致反动相寻，终于两败而俱瘁，国家亦因之蒙莫大之患，甚非政治之佳象也。此等立说之本意，乃在望异派殊途之各个分子深信此理之不可或违，而由忠恕之道[1]自范于如分之域，仍本其政治信念以进；非在使一部分人超然以弃其所确信，专执调和之役，徘徊瞻顾于二者之间也。而在不学阙养[2]如吾之国民，精理明言，恒所未喻，歧解者二三，误解者亦复七八，即如调和论之在今日，几为敷衍迁就者容头过身之路，其黠者乃更窃为假面，以掩饰其挑拨利用之行。末流之弊，泯棼

　　臲之象，全酿成于敷衍挑拨之中，而言调和者遂为世所诟病所唾弃。抑知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即亦不可一日无调和。苟其对抗之力未剂于平，则相倾相轧为必然之势，即日言调和而无效；苟其两力已臻于相抵之域，则相安相守之道，又舍调和而无所归宿。是义也，斯宾塞[3]、穆勒、莫烈[4]、古里天森[5]诸人信之，秋桐、剑农[6]、一涵[7]诸君信之，愚亦笃信之而不疑。所以造成今日之象者，咎固不在调和，而在伪调和，不在昌言调和之学者，而在误解调和之政团。盖调和者两存之事非自毁之事，两存则新旧相与蜕嬗而群体进化，自毁则新旧相与腐化而群体衰亡。故自毁之调和，为伪调和。抑调和者，直接之事，非间接之事。直接则知存人即所以存我，彼此易与以诚；间接则以双方为鹬蚌，局外反成渔父。故间接之调和亦为伪调和，二者均在吾人排斥之列。前者之说，剑农君已于本志首卷畅发无余蕴矣(1)；后者之说，似尚为时贤所未及注意。愚也无似，愿申其旨焉(2)。

　　宇宙万象，成于对抗。又因对抗，而有流转。由是新旧代谢、推嬗以至于无穷，而天地之大化成矣。政治之理，亦与物通。故政治上调和之旨的，即在解决此蜕演不断之新旧问题。斯宾塞之论调和也，曰：“蜕嬗之群无往而非得半者也。……故义理法制，古之所谓宜者，乃今以世变之更新而适形其不合。且是之世变，往往即为前时义理法制之所生。特世变矣，而新者未立、旧者仍行，则时形臲卼。设图新而尽去其旧，又若运会未至而难调，此所以常沿常革、方生方死，孰知此杂而不纯、牴牾冲突者，乃天演之行之真相欤？”(3)用斯以谭，凡一时政象所陈之新旧分子，必当各择一得半之位以自居，绝无居间调停之境可以中立。盖不居于新之半，即居于旧之半，乃克本其固有之能，以求其应得之分，至于适当之度而止，天演之行之真相，始能显于政治学术之中。彼不新不旧离于得半之位而专言调和者，若在个人，只于陈述其一时之感想以警告双方，犹尚无妨；若在团体，恒以谋自身势力伸张之便利而定其趋向，则大失调和之旨而背调和之道矣。穆勒之论调和也，曰：“一群之中，老人与少年之调和，有其自然之域。老人以名望地位之既获，举动每小心翼翼，敬慎将事；少年以急欲获此名望与地位，则易涉于过激。政府执政调和于二者之间苟得其宜，不妄以人为之力于天然适当之调和有所损益，则缓急适中、刚柔得体，政治上调和之志的达矣。”(4)苟一群之中，有人焉妄欲于老人、少年之间集合中年而自成一种势力，则是以人为之偏毗毁其天然适当之域，其结果将致其间之激争日益剧烈。此中间一派，与老人则老人胜，与少年则少年胜，乃得借口调和以为要挟，而猎据其名望与地位。其初也，尚为二者所乐引；其终也，乃为二者所共弃。东邻有政友会者，常与军阀相结以当政局，舆论多鄙薄之。忆当大隈内阁[9]解散议会改行选举之时，永井柳太郎[10]氏在各处为选举之奋斗者数旬，归京后于早稻田校室为诸生述其对于彼次选举之感想，有绝趣之语。曰：“此次政战有一奇象，即老人与少年相结而成联合军，以与中年人奋斗，其结果乃老人与少年联合军胜，中年人败。余尝究其故，以为老人有其旧道德旧理想，少年有其新道德新理想，中年人多生于维新之初期，方在青黄不接之际，故无道德无理想。以无道德无理想之人，与新旧道德、理想相结合之联军战，安有不败之理？”(5)其所谓联合军，盖指大隈后援会中有多数之青年学子助之。所谓中年人，盖指政友会中有多数中年之官僚。此其所以评骘政友会者确当与否，非愚所欲问。惟其所论无道德、无理想、无节操、无信念、不新不旧之政团，既无益于公群，又自弱其本体，大足为愚论资之左证也。他如莫烈氏之论调和，则尝区为合理与非理二类。而曰：“同为调和，有含阻碍进步之意味者，有相机以待时者，有故意摧败其构成之新想以求合于安常蹈故之俗癖不论其问题所关为何如者，有因蚩蚩群众尚未足与一己之新想相契合而姑为准情据理之容忍者。故在其一，以调和相命者直无异排斥最高之真义，或任其所已信受为真义者沦诸暗昧之乡，其他则成竹已具，毅然坚持，但于总体之群众未能与一己猝合者，不存迫胁希冀之心驱之使即从耳。前者延引固陋之局，捉进步之潮而使之逆流；后者则竭其智力所能达以短缩固陋之局，捉进步之潮而速之，循其驰驱而范围之。然若激剧之改革欲其有效，非得群力之助不为功者，彼亦未尝迫切行之也。故若曰：‘吾不望汝当吾之时，舍汝所僻，趋吾所进。然任让至何度，苟吾之所进，隐而不彰于世，或竟为世所撇弃，吾不愿任此咎。盖当世必不可无此一人者，己舍世之所僻而并令当世之显喻此旨也。’此合理调和者之言也。若曰：‘吾不能执吾所信之真以服汝，令汝信受，吾因假托而信受汝之伪者以行。’此非理调和者之言也。”(6)是则知急进与缓进之趣舍，宜任各人于尔我之间，因其所信之真，自为比择，无须局外之无所自信者介而为之融通。同时，亦不必自弃其所信，进而为人排解。盖坚持一己之真以为容思者，为能免于自欺；信受他人之伪以为因应者，为己陷于欺人；彼弃其所信或匿其所信之真以朝秦暮楚于他种势力之间者，大抵皆自欺欺人之类也。古里天森之论调和，则谓一群之中，其世界观及政治信念皆基于二种执性，即急进与保守是已。其言曰：“有一义焉当牢记于心者，即此基于二种执性之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7)夫人之政治信念，精细别之，虽为殊态万千，而其执性之畀秉于天者，要亦无所逃于二者之中。执斯以类群伦，恰如通析众数之公分母然。故无论何人，二者必隶于其一。苟不自昧其执性者，则其政治信念，必于进步保守之中择一以适其性之所近，更无纯为第三之执性可以存于二者之外者，即无纯为第三之政治信念可以游移于二者之间者。人苟喻进步与保守同为促进世界进化所必要，可与对立不可相残之理，而守之勿失，则调和之能事毕已。必欲背其执性，更立信念，则植基不永，纷扰必多，不足为调和之裨，反足为调和之害也。准四子之言，试为调和之语诂一定义焉：调和云者，即各人于其一群之中，因其执性所近，对于政治或学术，择一得半之位，认定保守或进步为其确切不移之信念；同时复认定此等信念，宜为并存，匪可灭尽，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而相牵相挽以驰驭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也。苟愚所诂为不谬，请即持斯言以观吾国近数年来波靡云诡之政局。

　　依上所论，以察吾国今日之政团，其自标一帜以相号召者，其体无论蜕为若干，自其政治信念区之，终不外进步与保守二派，曰急进与缓进，曰新与旧，皆不过名辞之争。于此有一问题焉，今于以缓进派自命，而世亦以缓进派称之者，冠之以“旧”或“保守”之名，是否为受者所乐承、论者所公认？此缓进派外，是否尚有旧派、保守派，主义上堪与缓进、急进二派鼎足而三者？若依愚以为解答，旧云保守云者乃与新云进步云者比较而出，其中绝无褒贬之意，亦无善恶之分；如必以新者为善、旧者为恶，进步为褒、保守为贬，则非为客感所中，即不谙进化之理者也。盖进化之道，非纯恃保守，亦非纯恃进步；非专赖乎新，亦非专赖乎旧。试观社会或政治上之种种企图，问有徒谋改进而毫不顾固有之秩序而有改进之成功者乎？问有徒守固陋而不稍加改良而能永存者乎？历史所诏，欲兴其一，二者必当共起。盖“进步”与“保守”之所需，“新”与“旧”之所需，但有量之差，绝无质之异，特用于进步者视用于保守者为量较丰，用于旧者视用于新者为量较啬耳。本斯义以定新旧之标准，则缓进派虽恒自居于新，其实当隶属于旧；虽恒自侪于进步，其实当归纳于保守。此乃以需量之多寡而言，非以感情之毁誉而言。斯义既著，缓进派诸公或不以愚言为迕，世亦当不以为妄也。且愚亦尝闻缓进派时贤自白之言矣，曰：“所谓逐渐培养新机者何乎？夫亦曰使国会巩固，宪法确立，有新知识者咸得活动，如是而已。即于法制，树立其基础，于运用，培植其元气，在吾侪之确信，且以十余年来事迹之证明，欲达此目的，非以缓进不足以厚根底，非以退让不足以消反动，非以坚忍不足以见微效。易言之，即当以柔为刚，以退为进，以缓为急，以代替为征伐。故吾人于一方决不愿见急进之人人悉被屏于国外，以其究属新人，代表一种思潮新文明也；于他方尤为不愿见旧势力被人攻倒，盖国内尚未养成代替旧势力之势力，苟勉强为之，不足控制天下，必致纷扰，乃并现有秩序与国力而亦不能保也。是则吾人惟一之希望，乃为使旧势力暂时支柱［拄］政局，而于其下展发新机，则新机日进，得为平和之新陈代谢，而勿为武力之革命与推倒之争斗。质言之，即吾人以为国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势力承继旧势力；而莫大之害，则必为以新势力攻倒旧势力。且吾人更进一步，以为苟新势力具充足之能力，能攻倒旧势力，吾人亦乐为赞成，无如事实所示，新势力乃绝无此雄厚之力，攻击他人一次，则自身受伤一次，愈攻人则愈自毁，故认为攻击旧势力者，非铲除旧势力也，乃新势力之自杀耳。由是以谭，今日不言政治则已，苟其不能外于政治，则当知政治上本无痛快如意之事，所有者委曲求全与夫忍辱负重而已。”(8)时贤所论，果足以代表缓进派之纯正心理与否，愚不敢知。但味其论旨，对于其企图所需之质，虽视急进派之所需者全同，但为量较少，故得曰旧、曰保守，此其所言实已不啻自承之也。至其自别于旧势力之外而与信念不同之急进派，不惜叙“吾侪新派”之谊，乃为伪调和构成之根本观念，而近数年来政象不宁之真因亦即伏于此点矣。盖势力之存，在思想而不在腕力。所谓旧势力，非一系军人所能代表，新势力亦非少数党人所能代表。政治之变动，全为二种信念之对抗，新旧思想之冲突。缓进派之政治信念，既与急进派截然不同，则缓进派当然亦在旧势力之列，且恒为其指导焉。盖政治势力，同时而能立于一水平线上者，方有新旧对立之可言。若其一在九天，一在九渊，则政治上之关系，已为风马牛不相及[11]，复何势力之足云？以愚言之，与云特殊势力为缓进派之保护者，宁谓缓进派为特殊势力之指导者；与云缓进派与急进派为同侪，宁谓与急进派为对立，较为确当。彼缓进派时时在特殊势力卵翼之中，即特殊势力时时在缓进派指导之下。然则旧势力与新势力有时相挤，即可认为缓进派与急进派之相挤；旧势力与新势力有时相安，即可认为缓进派与急进派之相安。故愚不认缓进派而外尚有旧势力之别树旗帜，有之，其政治信念亦必与缓进派所持者相近而可一类视之也。调和之真义既明，新旧之准既立，愚乃进而论述政局纷扰之真因矣。

　　今欲寻稽入民国来政局纷扰之真因，最宜先将缓进派之行动一一回溯，而列举其及于政治之影响，籀叙既竟，将有见也。

　　辛亥革命，既告成功，急进派乘方兴之势，得以托足国中，其实植基未厚，立足未安，与旧势力相衡，去得半之位固犹甚远。此时急进派人之举动，诚不无过激之嫌，然遽谓其欲将所谓特殊势力者完全推翻，不惟未有是心，实亦绝无此力。而缓进派则以为袁氏之势力大，足倚为抗制急进派之资，于是相率而趋承之、缘附之。政客之运动，论士之言谈，乃如万派奔流，众矢一的，悉注重于拥护强力排斥激进之一途。于时有最流行之语，不曰中央集权，则曰强固政府；不曰临时约法之束缚太甚，则曰总统制之适于国情。酝酿之日未久，鼓吹之效大张。未几，而袁氏以兵力铲除民党矣。未几，而袁氏以武力劫夺总统，随即解散国会矣，而癸丑之局以成。又未几，而约法毁废、参政院成矣。又未几，而神武建号、洪宪改元矣，而帝制之祸以起。急进派既归失败，缓进派亦遭屏绝。缓进派诸公乃翻然变计，反其向之所为，护国军兴，或则驰入军府，躬参密勿[12]，或则洁身海上，遥为声援，倒袁之役，厥功亦不可没。不谓枭桀甫就天诛，政争又复风涌。夫政争亦何能免者？但既号称政党，当于政治轨道之内以为争持，万不可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诚不料缓进派诸公，竟一再犯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终不知觉悟。观其党魁致辞，报章著论，不曰特殊势力为今日国家所托命，则曰破坏旧势力无异破坏国家。夫旧势力是否有特殊历史之武力的结合所能代表，旧势力是否即为国家，此事叩之逻辑，必有相当之答案，可勿深论。今当悬为问题者，历次政争之起，究因急进派欲破坏旧势力乎？抑因旧势力不容纳新势力乎？以愚所知，急进派多数之纯正意思，固未尝有破坏旧势力之迹，且已与之调剂、与之融和不遗余力。此即观于辛亥之取消南京留守府，而举袁世凯为总统，丙辰之取消肇庆军务院[13]，而认段祺瑞为总理，足以证之。至于旧势力之能容新势力在其铁肘之下培植新机与否，愚苦无肯定之证样可寻，但见急进派失败之后，即与之亲昵如缓进派者，亦往往不能见容而遽遭厌弃。且缓进派诸公既以调和自任，胡以与特殊势力相周旋晋接之际，不闻建一言陈一议焉，以促旧势力之觉悟，使之稍与新势力以自存之余地，而日惟奔走相告，以戒急进派，仿佛急进派惟一之志望之任务即在破坏此特殊势力也者，使此特殊势力恍若躬临大敌，日在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之中。将见调和之声愈高，猜疑之念愈启，纵无挑拨之心，亦有利用之迹。卒至政潮所趋，日即险恶，潜伏于外交，暴发于干宪，披昌[14]于群督称兵，糜烂于张、康复辟[15]，而民国不国矣！丧乱之余，法纪荡然，国会则解散矣，元首则去位矣，中华民国之体制不知属于何类，中华民国之主权不知在于谁何矣？即使从前种种，千不是万不是，都在急进派，而当强力迸发、叛国毁法之时，凡在国民，皆当投袂而起，护国护法。盖当是时，但有国民运动之机会，已无党派运动之机会；但有法律上之是非问题，已无政治上之调和问题。缓进派以堂堂正正之政团，亦应仗义执言，移其拥护特殊势力之诚拥护国家、拥护法律。顾乃适得其反，干宪之事既与其谋，兵谏之举又参其议，复辟一剧不过兵谏之余波，乃龈龈焉全委其过于他人。一似苦心调解，己则独有其功；极力挑拨，人则独尸其过。自律己［已］嫌泰宽，责人又失泰苛。而环顾北京政治之舞台，兴高采烈之政客，则半为缓进派之魁俊。某也长财政矣，某也长内务矣，一堂济济，相与庆再造之丰功，赞光复之盛业矣。或则喻法律于死刑之囚犯(9)，或则等民国于灭亡之邱墟(10)，约法可以任意弃之，参议院可以自由召之。利在改组政党，则不党主义可以牺牲；利在平分政权，则官僚分子可以共处。政象至于今日，由缓进派视之，可谓暴民尽去、贤人毕集之时，宜若可以指挥如意、行其理想矣。而据近顷北京之政情以观，则又暗潮潜滋，勾心斗角以与之争者，正复大有人在。灰心失望之余，遂又思及其素所痛心疾首之急进派焉。于是时贤之言曰：“他日党派之变迁，必为官僚派与非官僚派”也。“凡非官僚派之诸党必有提携，方足支撑宪政，使之勿隳，于是非官僚派当厚集其力焉。则国民党对于国家前途与夫宪政前途，实负有莫大之任务”也。国民党果能“韬光养晦”、“暂持冷静态度”，“异日之政治舞台大有政治活动之余地也。”“癸丑之局为吾侪所不愿有，然而竟有矣。今日之局亦为吾侪所不愿有，然而亦竟有矣。不知者方以为吾侪当此暴徒匿迹之际，得行其理想，实则铲除暴民，非徒不敢色喜，抑且引为深憾”也。此等仁爱之言，出诸今日缓进派时贤之口，宁不可感？惟惜其不于急进派失败前闻之，偏于急进派失败后闻之；不于缓进派得意时闻之，偏于缓进派失望时闻之，此诚不能不引为遗憾万千者也。若夫癸丑与今日之局，乃陷入非政治与无国家之状态，宪政基础、国家体制全颠覆于暴力之下而无复存。似此局面，愚亦良不敢谓为缓进派所愿有。而竟有者，急进派之不知自蓄其力，浪用抨击，不能奏效，徒召恶感，其过诚无可掩；而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悛悔，咎固亦居其强半，虽百喙而莫可辞也。今也，急进派见迫于人，已有孤城落日之感，即有所举动，时贤亦认为铤而走险，等于自杀。国民党诚不难静寂以绝迹于政局，党人之事由此已无烦缓进派诸公为之解决，然而国家与宪政之前途已矣，缓进派诸公政治上之运命与希望，尚自宏多，其又将何以善其后哉？

　　由是观之，民国以还，政争迭起之真因，穷本溯原，固在新旧思想之冲突，官僚与非官僚之暗斗。而常短兵相接，首当其冲，相攻相搏之方面至广，程度至烈，时期至久，嫌怨至深者，乃不在急进派与特殊势力或官僚之间，而转在急进派与缓进派之间。故中国政争之问题，几全为急进派与缓进派辑睦与否之问题。统计缓进派与急进派提携之时期，远不及其哄争之时期之长。而当二派交哄之日，即为缓进派依傍特殊势力之日。政治上之巨变，往往即肇兴于此时。忆当宪潮激越之际，秋桐君时在京华，于《甲寅日刊》[18]著论，大声疾呼，主张容纳研究会宪法上之主张，中有一绝强之理由，即谓国民、进步二派决裂之时，国家每生非常之变。(11)最近独秀君亦有绝痛之语曰：“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点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胜利。”(12)此其故不可（不）深长思乎？所以然者，缓进派有一夙抱之梦想，与民政不容，与国体不适，即所谓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是也。往者梁任公先生之反对变更国体，即悬兹为其理想之政治，以相抵代。迨夫国体既更，梁先生仍欲抱持其策略以进，而苦无掩饰之具、转圜之途，遂而倡为不自然之说，宣言但问政体不问国体。夫国体与政体之分，不过研究政法学者为解析辞义之便，一国之政治绝非于二者之间了无关系者也。征之历史，固有同一国体之国而或为甲种政体或为乙种政体者，亦有同一政体之国而或为甲种国体或为乙种国体者。其实政体与国体不适，则其政治必无良象。谈政体者，非可全置国体于不问也。姑无论开明者必非专制，专制者必不开明，今日民主主义勃兴之世，舍代议政治又无所谓贤人政治，其所怀全为梦想。就令果有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其物者，亦断非于共和国体之下所能施行而有效，运用而得宜，为其精神全异，基础全殊也。缓进派既欲实现其专制其质、共和其皮之玄想，遂恒寻势力之所在以为倚附利用之资，迨其既受结纳谋尽开明之责，负贤人之任，则又为官僚所忌，格而不容。剑农君谓：“梁先生生平有一根本大病，主张不能持久，恒倚强力所造成之事实为转移。换言之，则惟倚傍强力为政治上之生活，强力之正不正无暇细问。因是，其政治上之主张，无往而不为所倚傍之强力所格。其终也，则其所主张徒以供窃据攘夺者之牺牲而已。”(13)可谓洞见隐微，精辟无伦矣。严格言之，梁先生及其政团之所主张，既已全属幻想，空无是物，即或有之，亦非今世所宜，实现已所不能，持久又胡可得？此种梦想，乃徒以驱策其利用特殊势力之勇气，造成一种事实以诛锄异己，而达政治上攘权之目的，固不仅于为强力所造之事实所转移。至其所利用强力之正不正，岂惟所不暇问，抑亦所不愿问。其终也，敌党之势力方尽，己党之生死亦操诸强有力者之手。彼蒙失败以去者，尚有空渺之荣誉以相偿，而冒耻辱以来者，则并此幻瞬之胜利而不保，于是掉头以伺反动潮流之声势，苟有可乘，则又引新制旧以反噬之，一如向之引旧以制新。如斯途辙，一蹈再蹈，左支右吾，应付已穷。由是所有举动，凡以势力为重，以情理为轻；以成败为重，以是非为轻，久而久之，积习成癖，倚傍而外无生活，趋承而外无意思，反覆而外无举动，挑拨而外无作用。堂堂政团，覆雨翻云，至于若此！国家非常之变，安有已时？即就其自身之势力而言，权利之争则与官僚不相容，主义之争则与民党不并立，既为新者所弃，又为旧者所屏，将以自存适以自毁，欲以自利反以自杀。此类之政治活动无以名之，名之曰“伪调和”。此类之政治团体无以名之，名之曰“伪调和派”。不幸而缓进派迩来之举动竟犯此嫌，诚不忍不执《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为之白于国人之前，以求其速自觉悟也矣！

　　昔者，法之新君宪与共和派一遇政潮逆流时，则两相握手以与逆流相抗。剑农君颇称引其事以相警告，冀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以与固陋之旧者为中和之抵拒，不使旧者为渔人。即愚曩与缓进派之一部人士过从颇稔，亦尝时时为述若斯之感想。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19]。至于今日，事实所示，已全不敢作此奢望。但愿缓进派确立于旧者之一方，坚持其政治信念，与急进派为轨道内之对抗，不为轨道外之芟锄；主义不妨与急进者稍事融通，权利不妨对固陋者稍有退让。如是，则急进者亦愿与邻，固陋者不认为敌，既能坚旧者之信，或可以采纳其言；又得减新者之疑，或可以曲谅其意。缓进派对于新旧离合之变迁减免一度，即政治上之纷扰潜消一度，庶所谓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者，或有几分之成功也。愚所望于缓进派之觉悟者，惟此而已。

　　平情论之，今日伪调和之流行，几于遍国中而皆是。盖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倾向，凡于其时代各方面之行动，无不在其精神倾向范围之中。时尚阴谋则人人习于阴谋，时尚诈伪则人人染于诈伪。此实一时风气之所趋，固非独一党一派之特质也。观于自命政团者，而宣言以无真是真非停止活动；身居要位者，而专意于自私自利一味模棱。人人相与以虚伪，事事相尚以颟顸。全国之内，无上无下，无新无旧，无北无南，无朝无野，鲜不怀挟数副假面。共和则饰共和，帝制则饰帝制，驯至凡事难得实象，举国无一真人。为恶不终，为善不卒，举人类之精灵、血气、理性、感情，全沦于不痛不痒之天。此真亡国灭种之象，万劫而不可复者也。今日最终之希望，惟在各派各人反省悔悟，开诚相与，剖去种种之假相，而暴露其真面目，鼓荡其真血气。为善可也，作恶亦可也；急进可也，缓进亦可也；调和可也，决裂亦可也。盖以诚造劫者尚有劫尽之日，以伪作孽者积孽乃无穷期。若犹此曰反省悔悟，彼曰开诚相与，其实无一反省悔悟者，无一开诚相与者。则谭浏阳“大劫不远”之言，吾人将躬受其痛，同归于尽而已。呜呼！(14)

　　署名：守常

　　《太平洋》第1卷第6号

　　1917年8月15日

　　【注释】

　　[1]忠恕之道　儒家的伦理思想，忠诚宽厚待人的修养。语出《论语·里仁15》：“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2]阙养　阙，同“缺”。《论语·子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国语·鲁语下》：“若盟而弃鲁侯，信抑阙矣。”阙养，即缺乏修养。

　　[3]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的著名理论家。他主要靠自学成才，构筑了一座极为庞大的哲学体系。先后完成了《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和《伦理学原理》等著作，在19世纪中后期享有盛名。其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进化论经严复译介及宣传之后，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莫烈　参见《调和之法则》注⑥。

　　[5]古里天森　参见《青年与老人》注②。

　　[6]剑农　即李剑农（1880—1963），湖南邵阳人，号德生，又号铁星，笔名剑农、半粟。清末加入同盟会，曾留学日本。武昌起义后回国参加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任汉口《民国日报》新闻编辑。次年赴英国留学。1916年返国，其后任上海《中华新报》编辑，与周鲠生等创办《太平洋》杂志，宣传宪政思想、调和思想及地方自治主张。“五四运动”前后曾参与湖南自治运动，并于长沙创办晨光学校。1927年后，历任太平洋书店编辑主任、武汉大学教授。抗战期间在家乡创办松坡中学，任蓝田国立师范学校教授。解放后仍任教武汉大学，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史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7]一涵　即高一涵（1885—1968），安徽六安人。笔名涵庐、象山、一涵。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国民党监察委员兼两湖监察使等职。“五四”时期曾任《新青年》、《甲寅》日刊、《每周评论》及《努力周刊》编辑及撰稿人，宣传西方近代政治思想。解放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撰有《欧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纲要》等著作。

　　[8]《群学肄言》　原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即《社会学研究法》，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所著，1873年出版。严复于1897年为《国闻报》译出前二篇，至1903年始将全书16篇译稿全部交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此书是斯宾塞生平的重要著作《会通哲学》的入门之作，经严复翻译后，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广泛影响。

　　[9]大隈内阁　指大隈重信于1914—1916年主持的日本内阁。任内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借口进攻德军，出兵中国山东；1915年1月还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参见本书第一卷《政治对抗力之养成》注60。

　　[10]永井柳太郎　Ryutaro Nagai（1882—1944），日本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大隈重信的《新日本》杂志主笔，曾助大隈于1914年竞选首相。1918年当选为众议员，加入民政党。1929年任外务省政务次官，同年来华活动。后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大臣，鼓吹所谓“大东亚新秩序论”等反动理论，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永井讲授的《社会政策》课程。

　　[11]风马牛不相及　《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注》：“风，放也，马牛，牝牡相诱也。言两地相隔，牝牡不能相诱也。”今人谓不相涉，关连不着之事，曰“风马牛”，或“风马牛不相及”。

　　[12]密勿　原意犹黽勉也，后多作机密解。因谓在天子（或当政者）之侧，掌（或参与）枢要之政者，为参与密勿。

　　[13]肇庆军务院　护国运动中建立的反袁军政领导机关。由梁启超发起，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成。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各独立省份督军、总司令为抚军，负责指挥各省军事。拥护黎元洪任总统，与袁世凯的洪宪政权相对峙。袁死后，黎继任总统。7月14日军务院宣布撤销。

　　[14]披昌　亦作“披猖”。猖獗，猖狂。《北史·王盟独孤信等传论》：“王谊文武奇才，以刚正见忌，有隋受命，郁为名臣，末路披昌，信有终之克鲜。”王闿运：《彭寿颐哀辞》：“罢计洛阳，群寇披昌。”

　　[15]张、康复辟　指张勋复辟事。辛亥革命后发生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活动。张即张勋，康即康有为。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张、康两人即互相交结，密谋复辟。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北京政权，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5月，黎元洪免段祺瑞总理职，段于天津设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与黎对抗。黎电召张勋入京调停。6月中旬张勋带兵自徐州北上入京，先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又逼黎去职。接着，康有为也化装入京，与张勋一道策划。7月1日拥溥仪复辟，恢复清朝旧制，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受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引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段祺瑞即以“讨逆”为名，率军攻张。12日张勋兵败，宣统再次宣布退位。1917年是旧历丁巳年，故又称此事变为“丁巳复辟”。

　　[16]飘萍君　即邵飘萍（1884—1926），清末民初的新闻记者。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金华人。1905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办《汉民日报》，因抨击时政，1914年被袁世凯政府封闭。邵东走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回国任《申报》、《时事新报》等报主笔。袁死后，担任《申报》驻京特派员，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8年在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和《京报》。因揭露段祺瑞卖国行径遭通缉，逃亡上海。旋赴日任《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重办《京报》，并在北京平民大学、政法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邵同情国民军，反对北洋政府“讨赤”政策，后被奉系军阀杀害。

　　[17]汤济武　即汤化龙（1874—1918），立宪派领袖。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进士。1906年赴日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参加立宪活动。曾任湖北咨议局议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主席。发起组织宪友会。武昌起义后，他表示赞成革命，任湖北都督府总参议、政事部长等职。袁世凯任总统后，历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等职。参与组织民主党、进步党等政团。段祺瑞执政时复任众议院议长、内务总长。1916年组织“宪法研究会”。1918年9月在加拿大被枪击而亡。李大钊一度与汤化龙关系密切。李大钊留学日本得到汤化龙的资助，归国后又被聘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创办的《晨钟报》编辑部主任。

　　[18]《甲寅日刊》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论性刊物。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章士钊主办，李大钊、邵飘萍和高一涵为主要撰稿人。日刊分社论、时评、要闻等栏目。宗旨是反对专制主义及帝制复辟，主张实行民主共和，提倡信仰自由，尤注重宣传自由主义调和思想，着重介绍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和平运动。张勋复辟后，日刊被迫停刊。

　　[19]方愚去某报时，临别赠言，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　“去某报”，指离开《晨钟报》。“临别赠言”，指李大钊所作小说《别泪》。李大钊早年，与清末立宪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孙洪伊和汤化龙关系密切，不仅思想上深受其立宪思想影响，且生活上亦得到他们的帮助。李大钊留学即得到孙、汤的资助。回国后又任汤化龙所办《晨钟报》编辑部主任。反袁斗争胜利后，孙洪伊站到国民党方面，汤化龙则转而与段祺瑞相结合。而此时李大钊的思想和认识也有很大转变，接近国民党。因而当汤化龙要利用《晨钟报》对孙洪伊进行攻击时，李大钊坚决脱离了《晨钟报》，并发表小说《别泪》，批评了汤化龙等人的软弱性与投机性，并希望其能够觉悟和反省。

　　(1)参观本志第一期剑农君《调和之本义》。——作者注

　　(2)愚尝为《调和之法则》一文，载之《神州学丛》，方在近刊中，可以参证。——作者注

　　(3)见斯宾塞《群学肄言》[8]语，依严译。——作者注

　　(4)J．S．Mill：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第二章。——作者注

　　(5)永井柳太郎现充早稻田大学教授，主撰《新日本》杂志，大隈侯发表论著多出其手。——作者注

　　(6)依剑农君译语，见本志第一期《调和之本义》第四页。——作者注

　　(7)见Chrestensen：Political and Crowd-morality第一章。——作者注

　　(8)见八月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论说《感想》篇中。——作者注

　　(9)梁任公先生对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飘萍君[16]之谈话有“法律殆如业已宣告死刑之囚犯”一语。——作者注

　　(10)汤济武[17]先生近对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亦有“旧民国已经灭亡”之言。——作者注

　　(11)大意如是，不能忆其原语。——作者注

　　(12)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独秀君《时局杂感》文中。——作者注

　　(13)参观本志第五期剑农君《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作者注

　　(14)参观本志第一卷第五号剑农君《呜呼中华民国之国宪》。——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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