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致某君书

致某君书

　　（一九一六年八月中下旬）

　　手示悉。以琐务未暇即复，伏乞鉴宥。所欲介绍于赵君之友，乃山西人梁伯强②君，其住址在天津英租界电灯房北路东第一号乔公馆，已将赵君姓字函告此君矣（此函用日本书留，当无他虑）。乞即设法通知赵君为祷！局势一变，将来恐不能彻底澄清。民党以后宜善自妥协，勿再授人以柄也。惟明达图之，匆匆不多及。

　　此问

　　近佳！

　　付丙！

　　弟　张润之③李大钊

　　①题解　本文为杨天石先生所发现，收藏于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档案（上海环龙路档案，题作《张润之、李大钊致某君书》，参见杨天台《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载《国民党与前期中华民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杨先生认为：收信人某君是张继，写作时间当在“李大钊于1914年1月赴日留学，1916年5月归国”“此一时区内”。收信人是张继，应是确论。但根据李大钊与张继之间的关系与信的内容看，其时间应不在留日期间，而是在回国以后，更具体地说，应在1916年的8—9月。因为：第一，李大钊与张继在日本期间，虽有过反袁斗争中的相互联系，但关系尚不深，远没有达到信中相互托付、密议政治的地步；第二，从信的内容看，也不是当时在日本所需策划和所能进行的；第三，“局势一变，将来恐不能彻底澄清。”其中所指，就是指袁世凯的死亡与死后的局面，即国家权力已落于其继承者手中，并未达到革命党人反袁的预期目标；第四，李大钊对张继的“手示”“以琐务未暇即复”，应是在他创办《晨钟报》这段时间，即从1916年8月15日至9月5日，其他时间应不至于如此。9月5日，李大钊辞职。9月9日，李大钊离京回乐亭。第五，从联系方式看，张继这时是在上海而不在北京。1916年9月5日起，参众两院开宪法会议，作为议员与政党领袖，张继已在京活动。9月9日，他发起组织“宪法商榷会”以与梁启超的“宪法研究会”相对抗。反袁后的政治格局，大体形成，政治新博弈，也从此开始。李大钊最后对于民党今后活动方针的劝告，也应该在此形势形成以前。因此，此信应写于1916年9月5日以前，约为8月中下旬。

　　②梁伯强　即梁济善，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山西大学堂教习。1903年癸卯科中试，1904年入翰林院任检讨，后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回国后，投入立宪运动，曾任山西咨议局议长。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4年任教育部次长，1915年10月辞职。

　　③张润之　字泽民，直隶武强人，与李大钊同龄，同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1913年毕业后同时去日本留学。1914年春，曾与李大钊共同翻译日人今井嘉幸的博士论文《中国国际法》，在日出版。袁世凯谋划复辟帝制，李、张都积极投入反袁斗争。李组织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活动，张均是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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