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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


  他开始放弃了大学生的骄傲,而决定与乡民们在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抗敌。而且,要把他所知道的教给乡民;同时,也从乡民学习他所不知道的。

  他不大会唱歌,而硬着头皮给百姓们唱抗战的歌曲。他不会演戏,而拉长了脸上台。他不会写文章,可是拧起眉毛给人们写抗战的故事。同样的,他不会骑马放枪,可是下了决心请百姓们教给他。他甚至于强迫自己承认,乡下的红裤子绿袄的姑娘比招弟更好看。假若他要结婚,他须娶个乡下姑娘!

  同时,百姓们是那么天真,他们听,看,相信,他那连牛都不高兴接受的歌曲,话剧,与故事。他更高了兴,不是因为自傲,而是因为他已和乡民打成一片。他相信自己若能和乡民老在一块儿,他就能变成象乡民那么纯朴健壮,而乡民也变成象他那么活泼聪明;哼,打败日本简直可以比杀只鸡还容易!

  这天真,高兴,自信,使他忘了北平。在北平,他一筹莫展;现在,他抓住了爱国的真对象。爱国成了具体的事实——爱那些人民与土地。战争,没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认识了真的中国。

  他更瘦了些,可是身量又高出半寸来,他的脸晒得乌黑,可是腮上有棱有角的显出结实硬棒。没法子和乡下青年打篮球,他学会和他们摔跤,举石墩。摸着自己的筋肉,他觉得他能一枪把儿打碎两个敌人的头颅。

  热血循环得快,他的想象也来得快,他甚至于盘算到战后的计划。他想,在胜利以后,他应当永远住在乡下,娶个乡下姑娘,生几个象小牛一般结实的娃娃。为教育自己的娃娃,他顺手儿便办一个学校,使村中老幼男女都得到识字的机会。他将办一个合作社,一个小工厂,一个医院,一个……他不单看见了胜利,也看见了战后的新中国。在那个新中国里,乡村都美化得象花园一样!

  可是,不久,因当权者的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瑞全被迫离开他的工作与朋友,而必须到城市里作他所不高兴的工作。打击与失望使他愤怒。可是“不要灰心”!他想起钱伯伯与瑞宣大哥给他的临别赠言。他忍住气,闭上口,把乱说乱唱的时间都让给静静的思索。

  从历史的背景,他重新看自己。他看出来,他的自信与天真只是一股热气催放出来的花朵,并不能结出果实。他的责任不是只凭一股热气去抗敌,去希冀便宜的胜利,去梦想胜利后的乌托邦。他也必须沉住了气去抵抗历史,改造历史。历史使中国的人民良善可爱,历史也使另一些人别有心肝,打算。他必须监视自己,使自己在历史的天平上得到真正的分量。他看出来,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是打开了十八层地狱,鬼魂们不但须往外冲杀,也应当和阎王与牛头马面们格斗。

  在城市里过活了许多时候,他得到回北平的机会。假若他能在民间工作,或被军队收容,他万也不想回北平。他真爱北平,可是现在已体会出来它是有毒的地方。那晴美的天光,琉璃瓦的宫殿,美好的饮食,和许多别的小小的方便与享受,都是毒物。它们使人舒服,消沉,苟安,懒惰。瑞全宁可到泥塘与血狱里去滚,也不愿回到那文化过熟的故乡。不过既没有旁的机会,他也只好回北平,去给北平消毒。

  在除夕,他进了西安古城。因穿得太薄,他很冷。绕了几条街,他买不到一件棉袍。铺户已都关上门,过年。他知道西安和北平是同一气味的古城,不管有无战争灾难,人们必须过年。他,不便生气;不生气,也就会慢慢的想主意。这就是他三四年来得到的一点宝贵的修养。

  他去敲寿衣铺的门。不管是除夕,还是元旦,人间总有死亡;寿衣铺不会因过年而拒绝交易。他买了件给死鬼穿的棉袍。他笑了。好,活人穿死人的衣服,就也算不怕死的一点表示吧。

  从西安,他往东走。遇上什么车,便坐什么车;没有车,他步行。当坐火车或汽车的时候,他必和日本人坐在一处,跟他们闲谈,给他们一点东西吃,倒好象他是最喜欢日本人的人。假若他拿着机密的文件或抗日的宣传品,他必把它们放在日本人的行李当中,省得受检查;有时候,他托日本人给他带出车站去。这些小小的把戏使他觉得自己很不值钱,因为日本人就专好玩这种小聪明。可是,及至它们得到了应得的效果,他又不由的有点高兴,心中说:“你们会玩的,我也会!”

  当他步行的时候,他有时候为躲避日本人,有时候为故意进入占领区,就绕了许多许多路,得到详细观察各处情形的机会。走了些日子之后,闭上眼他能给自己画出一张地图来。在这地图上,不仅有山河与大小的村镇,也有各处的军队与人民的动态。这是一张用血画的地图:一个小小的村子,也许遭受过十次八次的烧杀;一条静静的小溪,也许被敌人与我们抢渡过多少次。看着这张他心中的地图,他知道了中国人并不老实,并不轻易投降给敌人。在那张图上,他看见一些人影,那些穷,脏,无知而又无所不知,诚实而又精明的人民。真的,是他们,给了他心中的地图一些鲜红的颜色。

  越走,离北平越近了,他不由的想起家来。他特别想念母亲与大哥。可是,这并没教他感到难过,因为三四年来的流亡,他看明白,已使他永远不会把自己再插入那四世同堂的家庭里,恢复战前的生活状态。那几乎已不可能。他已经看见了广大的国土,那么多的人民,和多少多少民间的问题。他的将来的生活关系,与其是家庭的,毋宁说是社会的。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他不愿再把自己放在家里去。已是秋天,他才由廊坊上了火车。

  他决定变成廊坊的人。这不难,只要口音稍微一变,他就可以冒充廊坊的人。他的服装——一件长蓝布夹袍,一双半旧的千层底缎鞋,一顶青缎小帽——教他变成了粮店少掌柜的样子。他的行李是一件半旧的“捎马子”,上面影影绰绰的还带着“三槐堂”的字样。他姓了王。此外,他带着一副大风镜,与一条毛巾。拿毛巾当作手绢,带出点乡下人的土气,而大风镜又恰好给他添加些少掌柜的气派。捎马子里放着那“死灵魂”的棉袍,与三五件小衣裳。除了捎马子上的“三槐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带字的东西。

  高高的,黑黑的,他装傻充楞的上了火车,颇象常走路的买卖人。在车上,他想好王少掌柜的家谱与王家村的地图。一遍,两遍,十几遍,他把家谱与地图都背得飞熟。假若遇上日本人盘问,他好能用详细的形容与述说去满足他们的细心与琐碎——日本人不是最理想的仇敌,他们太琐碎。琐碎使日本人只看见了树,而忘了林,因而也就把精力全浪费在阴险与破坏上,而忘了人世间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

  离北平越来越近了。火车一动一动的,瑞全的眼中一闪一闪的看到了家。家门,门外的大槐树,院中的一切,同时的,象图画似的,都显现在目前。他赶紧闭上眼,听着火车的轮声,希望把自己催眠过去。他一定不要因为看见北平而心跳得快起来。他已经被日本人摸过几次胸口,看他的心跳得快不快。这是北平,是他的家,也是虎口;他必须毫不动心的进入虎口,而不被它咬住。

  车停住。他慢慢的扛起行李,一手高举着车票,一手握着那条灰不噜的毛巾,慢慢的下了车。车站旁的古老的城墙,四围的清脆的乡音,使他没法不深吸一口气。一吸气,他闻到北平特有的味道。他想快跑几步,象小儿看到家门那样兴奋的跑几步。北平有毒,可是,北平到底是他的生身之地,那颜色,气味,语声,都使他感到舒服与恰好合适,倒仿佛他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母亲的手腕似的。可是,他必须镇定的,慢慢的,走。他知道,只要有人一拍他的肩膀,他就得希望那最好的,而勇敢的接受那最坏的。这已不是北平,而是虎口。平安无事的,在车站上的木栅前,他交出手中的车票。可是,他还不敢高兴;北平的任何一块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变成他的坟墓。

  果然,他刚一出木栅,一只手就轻轻的放在他的肩上。他反倒更镇定了,因为这是他所预料到的。

  他用握着毛巾的手把肩头上的手打落,而后拿出少掌柜的气派问了声:“干什么?”不屑于看那只手是谁的,他照旧往前走,一边叨唠着:“我有熟旅馆,别乱拉生意!北平是常来常往的地方,别拿我当作乡下脑壳!”

  可是,这点瞎虎事并没发生作用。一个硬棒棒的东西顶住了他的肋部。后面出了声:“走!别废话!”

  三槐堂的王少掌柜急了,转过身来,与背后的人打了对脸。“怎回事?在车站上绑票?不躲开我,我可喊巡警!”口中这样乱扯,瑞全心里却恨不能咬下那个人几块肉来。那是个中国的青年。瑞全恨这样的人甚于日本人。可是,他须纳住气,向连猪狗不如的人说好话。他叫了“先生”,“先生,我身上没有多少钱,您高抬贵手!”

  “走!”那条狗疵着牙,一口很整齐洁白的牙。

  王少掌柜见说软说硬都没有用,只好叹气,跟着狗走。

  票房后边的一间小屋就是他预期的虎口。里边,一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是虎口的三个巨齿。

  瑞全忙着给三个虎齿鞠躬,忙着放下行李,忙着用毛巾擦脸。而后,立在日本人的对面,傻乎乎的用小手指掏掏耳朵,还轻轻的揉了揉耳朵眼。

  日本人象鉴定一件古玩似的看着瑞全,看了好大半天。瑞全时时的傻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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