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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象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象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象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象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的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坎,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象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象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到家里,谁也没理,他连鞋也没脱,便倒在床上。他的脑中已是空的,只有一些好象可以看得见的白的乱丝在很快的转。他用力的闭着眼。脑中的乱丝好似转疲了,渐渐的减低速度。单独的,不相关联的,忽现忽没的观念,象小星星似的,开始由那团乱丝中往起跳。他没有能力使它们集合到一处,他觉得烦躁。

  他忽然坐起来。仿佛象万花筒受了震动似的,他的脑中忽然结成一朵小花——“这就是爱国吧?”他问自己。问完,他自己低声的笑起来。他脑中的花朵又变了:“爱国是一股热情所激发出来的崇高的行动!光是想一想,说一说,有什么用处呢?”

  一声没出,他又跟到钱家去。服侍钱先生,现在,变成他的最有意义,最足以遮羞的事!

  另外请来一位西医,详细的给钱先生检查过,钱先生的病是:“身上的伤没有致命的地方,可以治好;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也许一时不能恢复原状;他也许忘了以前一切的事,也许还能有记忆;他需要长时间的静养。”

  金三爷,李四爷,陈野求和小崔一清早就出了城,去埋葬钱太太。看家的还是四大妈。瑞宣来到,她叫他招呼着钱先生,她照应着少奶奶。

  各线的战事消息都不大好。北平的街上增加了短腿的男女,也开始见到日本的军用票。用不着看报,每逢看见街上的成群的日本男女,瑞宣就知道我们又打了个败仗。上海的战事,不错,还足以教他兴奋。可是,谁也能看出来,上海的战事并没有多少希望,假若其余的各线都吃败仗。在最初,他把希望同等的放在北方的天险与南方的新军上。他知道北方的军队组织与武器是无法和日本兵较量的,所以他希望以天险补救兵力与武器的缺陷。可是,天险一个个的好象纸糊的山与关,很快的相继陷落。每逢这些地方陷落,他的心中就好象被利刃刺进一次。他所知道的一点地理是历史的附属。

  由历史中,他记得山海关,娘子关,喜峰口,雁门关。他没到过这些地方,不晓得它们到底“险”到甚么程度。他只觉得这些好听的地名给他一些安全之感——有它们便有中国历史的安全。可是,这些地方都并不足以阻挡住敌人。在惶惑不安之中,他觉得历史仿佛是个最会说谎的骗子,使他不敢再相信自己的国家中的一切。假若还有不骗人的事情,那便是在上海作战的,曾经调整过的新军。上海无险可守,可是倒能打得那么出色。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

  可是,上海的国军能支持多久?到底有多少师人?多少架飞机?他无从知道。他知道上海在海上,而海是日本人的。他怀疑日本以海陆空的联合攻击,我们只以陆军迎战,是否能致胜?同时,他觉得应当马上离开家,去参加斗争;有人才有历史与地理,难道他自己应该袖手旁观么?可是他走不动,“家”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而北平已经失去它的历史,只是个地理上的名词。

  他的胖脸瘦了一圈,眼睛显着特别的大。终日,他老象想着点什么不该随便忘记了的事,可是一经想起,他又愿意把它忘掉。亡了国的人既没有地方安置身体,也没有地方安置自己的心。他几乎讨厌了他的家。他往往想象:假若他是单身一人,那该多么好呢?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镣,他必会把他的那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的穿在同一的命运上。他不愿再到学校去。那已经不是学校,而是青年的集中营,日本人会不久就来到,把吗啡与毒药放进学生们的纯洁的脑中,教他们变成了第二等的“满洲人”。

  他只愿看着钱先生。老人的痛苦象是一种警告:“你别忘了敌人的狠毒!”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这种警告与呼声并不能使他象老三似的马上逃出北平,可是消极的,他能因此而更咬紧一点牙,在无可如何之中不至于丧失了节操。这就有一点意义。至少,也比蹲在家里,听着孩子哭与老人们乱叨唠强上一点。

  同时,他深想明白明白钱老人为什么能逃出虎口,由监狱跑回家中。老人已经落在虎口中,居然会又逃出来,这简直不可置信!莫非日本人觉得战事没有把握,所以不愿多杀人?还是日本的军人与政客之间有什么斗争与冲突,而使钱先生找到可以钻出来的隙缝?或者是日本人虽然正打着胜仗,可是事实上却有很大的牺牲,以致军人和政客都各处乱动,今天来了明天走,没有一定的办法,没有一定的主意,“二郎”拿来的人,“三郎”可以放了走?他想不清楚。他希望钱老人会详详细细的告诉他。现在,老人可还不会讲话。他愿意殷勤的看护,使老人早日恢复健康,早些对他说了一切。这是亡国的过程中的一个小谜。猜破了这个谜,他才能够明白一点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中间的一点关系,一个实在的具体的事件——假若记载下来,也颇可以给历史留下点儿“扬州十日”里的创痕与仇恨!

  服了止痛安神的药,钱先生睡得很好。伤口和神经还时常教他猛的扭动一下,或哀叫一声,可是他始终没有睁开眼。

  看着这象是沉睡,又象是昏迷的老人,瑞宣不由的时时不出声的祷告。他不知向谁祷告好,而只极虔诚的向一个什么具有的人形的“正义”与“慈悲”祈求保佑。这样的祷告,有时候使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有时候又使他暗笑自己。当他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的时候,他几乎要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可是,再一想,那些来到中国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们几乎都带着佛经,神符,和什么千人针;他们有宗教,而宗教会先教他们变成野兽,而后再入天堂!想到这里,他又没法不暗笑自己了。

  看着昏睡的钱老人,瑞宣就这么东想想西想想。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有最高文化的人——爱和平,喜自由,有理想,和审美的心;不野调无腔,不迷信,不自私。一会儿,他又以为自己是最没有用处的废物:城亡了,他一筹莫展;国亡了,他还是低着头去作个顺民;他的文化连丝毫的用处也没有!

  想到他的头都有点疼了,他轻手蹑脚的走出去,看看院里的秋花,因为钱先生不喜用盆,而把花草多数都种在地上,所以虽然已经有许多天没有浇灌,可是墙阴下的鸡冠与葵花什么的还照常开着花。看着一朵金黄的,带着几条红道道的鸡冠,他点点头,对自己说:“对了!你温柔,美丽,象一朵花。你的美丽是由你自己吸取水分,日光,而提供给世界的。可是,你缺乏着保卫自己的能力;你越美好,便越会招来那无情的手指,把你折断,使你死灭。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恐怕都是如此!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刺与香美的联合才会使玫瑰安全,久远,繁荣!中国人都好,只是缺少自卫的刺!”想到这里,他的心中光亮起来;他认清了自己的长处,不再以自己为废物;同时,他也认清,自己的短处,知道如何去坚强自己。他的心中有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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