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53)_靳以

五三

　　×城的情形，并没有能因为遵从日本人的意见，把中央的党政军宪机关撤退而获得真正的安宁。日本人大量地把高丽人运进来，随着他们来的，是白面和海洛因。

　　先是在东区一带，挂起了××洋行的标记就起始营业，过后就蔓延到各区了，在每个大街小巷都有他们的踪迹；他们不用有什么记号，已经上了瘾的人自然而然会找到他们的门上。

　　那是比杀戮还残忍的政策，那么容易，那么方便，上了瘾之后，死也不能戒除，还要贻害子孙。

　　为了禁绝，什么法子也想到了，先是不许把房屋租给来路不明的人，可是跟着日本人就来了抗议，于是只好把有嗜好的加以逮捕，强加戒除，再犯的时节就处以极刑。

　　可是这好象也没有什么效果，由于人民的穷苦和知识的低落，一经染上这种不良的嗜好，就终身也不能戒除，只得成批地把他们的生命结束。

　　但是这，正是日本人所企望的。

　　有一天，静玲自己去看她的同学，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几个警察押着一群锁着的犯人。他们有带胡子的，也有女人，可惊的是还有十五六岁的孩子。问到路人才知道这都是些白面犯。

　　她好奇地随着他们走，忽然其中的一个象死了般地倒下来，在他身边的那一个不得不蹲下身子，全队的犯人也无法前进了。

　　那个倒下的，苍白的脸色转成铁青，嘴里流着口水。押送的警察叫他，用手摇他，都没有一点影响，到后爽性用脚踢他，可是他还象死狗一样地躺在地上。

　　“这阵子装他妈的哪份死狗呵，反正早晚有一天要喂狗的。”

　　那个躺着的人当然听不见，那些连锁着的犯人可每个字都听到心里。他们相互地望一望，把头又低下去。

　　“这可怎么办？”

　　几个警察集在那里焦灼地商议着，天是快要黑下来了，他们一定有紧要的大事，后来他们几个人一齐去踢他拉他；可是他还只软瘫地躺着。

　　另外一个犯人和他们说：

　　“你们打死他也没有用，找点冷水来喷喷他吧。”

　　他们遵从他的话，从店铺里要来一盆冷水，泼在他的脸上，他才无力地张开眼睛，还极疲乏似地伸直了两手打了一个呵欠。

　　“别他妈的舒服啦，站起来赶路吧，我看你简直是成心跟我们过不去！”

　　一个警察蹲下去打了他两个嘴吧，他摇摇头，才更清醒些爬起来走路。

　　他的脚步仍然很不稳，时时要跌下去似的，在他近旁的犯人，好心地挽他一把。

　　天更有些暗了，迎面驶来的汽车，亮起灯来，突然那个犯人朝那强烈的白光撞去，一个警察抢上去没有抓住，那辆汽车赶紧煞住也没有来得及；于是在街心有一滩血还有一具轧碎了头颅的尸体。一个警察赶紧拦住汽车，那些犯人都坐到地上，人们也围拢。

　　“真是，这何苦呢，放着好路不走。”

　　人群中一个这样惋惜地说着。

　　“您不知道，这种东西可真霸道，犯起瘾来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

　　静玲并没有再站在那里看下去。她的厌恶的心多过她的怜悯，还引起了她心中的愤恨。她想这局面不能就这样下去的，应该更有一种方法来制止，否则不到几年，一大半的人都要这样死掉了。

　　不是没有采取更有效的办法，在每一家高丽人住宅的门前有一个警察，说是来保护的，实在是每个出来的中国人都要搜查，只要找到违禁品，立刻就丢到监狱里。可是当他们觉察了以后，那些高丽人会送上门去，还有更聪明的办法，就是在手帕包了一只驯鸽，买好了毒品就拴在它的脚上，它先自飞回主人的家里，那个购买的人再从容不迫地走出来。

　　由于吸毒犯的增加，社会是更不安宁了。盗贼的增加自是必然的事，还加多了许多下等流氓。他们听从浪人的指挥，平时就生活在那些洋行里，随时有什么机会都准备对这个城加以骚扰。

　　在三个月以后，日本人一面向政府提出撤换华×区行政长官和×城市长的要求，一面还派出来那些流氓，到公署里请愿示威。

　　那完全是无耻的一群，每个人的手臂上套了一个太极图八卦的臂章，各自举了一面杏黄旗，从东区的洋行里出来，一同向长官公署出发。

　　他们的旗帜上有一切希奇的字句，完全是些腐儒和曲解的佛道的语句，甚至于连“替天行道”的字样也有。为首的是一个穿了中国衣衫的浪人，他虽然装扮得很好，可是他的胡子和他的步履却瞒不了人。

　　在公署的门前他们站住了，门前荷枪的卫兵把枪托到手上，可是无法拦阻他们，他们笔直地走到二门。他们还要冲进去，更多的卫士堵住了门，他们才停住脚步。

　　他们叫嚷吵闹，交涉员一面通知日本领事，一面派人去接洽。日本领事巧妙地推说并不知道，可是这群流民，一点也不可以理喻，仍然啸聚不散，那个浪人，还什么也不顾地在庭院中小便。

　　一个年青的卫士气得脸红起来，他简直想瞄准了，他的同伴拦住了他，和他说：

　　“不要乱动，你看，这阵连长官都不去碰他们，他们一定有相当的背景，我们打死他们有谁替我们作主？”

　　“难说我们就要这群王八旦这样闹下去？”

　　“我想总得有个办法，小兄弟，你忍忍气，早晚也得有出气的日子。”

　　就是这样的“请愿”继续了好几天，同时还流着一种谣言，说是如果“请愿”再不生效，有三千人便衣队由旧军人杨二虎指挥强占这个城，人人都明知道这一切都是日本人在指挥导演，想更增重这个城的恐怖。

　　在当局这一面，真是费尽了周旋的苦心，一面和日本人交涉，一面把附近的驻军调来，换了警察的制服，准备恶劣的变化。

　　果然在一天晚上，浪人和流氓出动了。他们从东区出发，配备着步枪和手枪，向着市政府进攻。显然地他们看到了在中国这一面是没有准备，夜是沉静的，连值岗的警士也不知道到哪里偷懒去了，每家店门都深深地关着。

　　他们得意地前进，过了××街，忽然机关枪的声音达达地响起来。走在前面的朝后奔，被攻击的后部向前冲，人惊叫着，全忘记了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任务。手榴弹也密集地掷过来，机关枪更是不断地绞着。那群浪人和流氓象草一样地倒下去，没有一个生还。居民关紧了门从缝里张望，等到枪声停止了，他们跑出来帮同那些警士收拾那些尸身，在天明以前，连那污秽恶臭的血也洗刷得干净了。

　　在日本人一面，这是一件说不出来的苦，他们没有法子把这事件提出正式交涉，只得在另一面积极地压迫中国政府，仿佛说是如果不把长官和市长撤换，日本驻军则要采取自由行动。

　　人心是惶惧的，有钱的人把箱箧和家属填满了南下的火车，好象不可终日的样子。许多平日嚷着爱国的人，早就一溜烟走了，大学和古物也预备南迁，于是引起了热烈的辩论，一面表示是一切应与城共存亡，一面是以为不必有这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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