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木央·白德内宜_蒋光慈

三、节木央·白德内宜

　　（Demian Bedny）

　　十月革命涌现出一个特出的诗人，这个特出的诗人很少为批评家所注意，大半的批评家都把他置之不理不问，然而他在俄国革命文学史上将要占头一把交椅，他对于群众的影响非常之大。倘若我们数一数，或者问一问俄国的劳农群众，哪一个诗人是为他们所爱的，哪一个诗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是最有兴趣的，他们必定都同声答道：

　　“节木央·白德内宜！”

　　这么样的一个声名最普遍的诗人，这么样的一个为群众所爱戴的诗人，居然为批评家所忽视，这岂不是一件奇事么？其实并不是一件奇事！大半的批评家，持有旧有的眼光，还是以旧的态度来批评文学。他们不把白德内宜算在文学的范围内，他们几几乎不承认白德内宜的诗是文学的作品。有很多的人说，白德内宜是具有大的天才的，然而这种天才不是文学的。这大约因为白德内宜的作品所用的语言都是合乎民众的俗语的，他的作品的对象不外乎牧师、农民、兵士、地主、革命，日常生活等等在他的诗内，我们找不出香艳的百合花，玲珑的夜莺声，男女间美丽的蜜梦，细腻的玉手，柔软的沙发，微细的情绪，海边林下的幻想，一切真正的诗料……倘若没有这些诗的内容的诗怎么能算是诗呢？写这些俗事俚物的诗人又怎能攀登诗人的天国呢？不是诗！不是诗人！诗是要有艳丽的，诗人是要有细腻的情调的。

　　喂！倘若白德内宜的诗不是诗，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那末所谓文学是什么东西呢？倘若为劳农群众所爱戴的诗人不是诗人，那末所谓诗的岂不是要与群众脱离关系？岂不是超乎群众的？倘若说有细腻的情调才算是诗，才算是文学，这的确是减轻了文学的地位——文学既不是为群众所要爱戴的东西，那末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任你们一些批评家怎么样忽视，怎么样说白德内宜不是文学的天才，然而俄国的工人，农人，兵士还是继续地崇敬他，把白德内宜算为自己的诗人！白德内宜虽然在批评家的眼光中不是诗人，然而在劳动群众的眼光中却是唯一的诗人，唯一的为他们所需要的诗人！呵，这又怎么判断呢？批评家的眼光对，还是群众的眼光对？这又何必判断呢？公公与婆婆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倘若我们是承认文学不是贵族的，是应当群众化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说白德内宜是文学的天才，是值得注意的诗人。

　　当然，并非是每一个俄国批评家都把白德内宜置之不理不问。社会主义派批评家柯干在自己批评白德内宜的文章中说：

　　“当我被中央出版部派到乡村演讲时，我第一次感觉到白德内宜的文学的重要意义。中央出版部的经理人随身带了讲演者的名单，曾向群众问过，他们愿意再听谁个的讲演。在演讲者的名单上都是有名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有许多自己还不知道也列在这个名单上，白德内宜大约也是不知道的一个。一些农民们很冷淡地听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及政治领袖的名字，我以为农民先要听这些人们的讲演。但是当念到白德内宜的名字时，全部听众即刻兴奋起来了，齐声说道：‘好得很！什么时候把他派来呢？请快一点派来！’在这个冷淡的村庄内，在这种所谓不文明的群众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白德内宜的名字……倘若白德内宜不是文学家，那末对于文学恐怕有点不好看罢……”

　　我们读了这一段话，我们就知道了白德内宜对于一般民众的影响了。当这革命高潮正在澎湃汹涌的时候，在国内战争热烈的空气中，一般所谓真正的（？）诗人吓的吓，跑的跑，缄默的缄默，而白德内宜大放其笔锋，把自己的诗做为红军的大炮，做为攻打田尼庚，哥恰克一切反对革命的工具。脱洛斯基用自己的命令和计划引导红军保障革命，攻打敌人，而白德内宜用自己的诗歌鼓动红军，与脱洛斯基做了同样的事业。没有一个红军的兵士不爱读白德内宜所做的诗的。这一方面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都是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白德内宜所写的非常的明了，非常的流畅，合乎一般群众所说的语言。凡是在报纸上，演说中，书本上所一时不能够明白的东西，只要白德内宜在诗中一写出来，一般群众就明白是什么一回事了。

　　读者诸君！你们现在明白了白德内宜所以为群众所爱戴的道理么？

　　白德内宜从未称过自己为诗人，他只是俄国革命中一个工作者，他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服务的人。他所写的诗都是与时事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诗都是“定做”的——社会群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就提起笔来写什么东西。他从未想过将自己的诗做为人们消闲的安慰品，做为酒后茶余的资料。他提笔做诗，也就如同农夫拿起锹来挖地，铁匠拿起锤来打铁一样，是有一个实际的目的的，绝不是如一般诗人为无病的呻吟。他的作品，照唯美派的文学家看来，实在有点粗俗，或简直不承认它是诗。若真正要说白德内宜的作品不是诗，那末也没有办法，好在白德内宜自己并不自命为诗人，我们又何必代他辩护呢？

　　白德内宜只是一个战士，批评他最得当的要算红军首领脱洛斯基了。脱洛斯基在自己批评文学的论文中，很少的时候说过他，然而在自己所写的“革命军事苏维埃”的命令上，很简单明白地将白德内宜批评得再好没有了。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事苏维埃”会长脱洛斯基发出一褒奖白德内宜的命令说：

　　“节木央·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群众的敌人的好枪手，为语言中之最勇敢的骑兵，现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褒奖，予以红旗徽章。”

　　在此简单的几句话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德内宜与俄国劳农群众的关系，他的作品有如何伟大的意义。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脱洛斯基的策略当然是于红军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然而白德内宜的诗，在于红军胜利的历史上，无论如何是要占一个相当的位置的。任你说他的作品是诗也罢，不是诗也罢，可是这种作品却有自己的巨大的作用，为任何诗人的作品所不能够达到的。

　　白德内宜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战士。他在他的自咏的诗中说：

　　我不是首领，而是一个普通兵士，
　　我很骄傲我能同民众的行列排得紧紧地，
　　在强烈的战场上我分受民众的命运，
　　他们的悲哀，他们的羞辱，他们的欢喜。

　　这是如何伟大的气魄！白德内宜在自己的作品中始终承认自己是与民众一体的，他绝对未曾想过自己是要超出群众之上，可是也就因此，我们能在他的诗中寻出民众的喜怒哀乐来。倘若我们把白德内宜与民众的关系抛却，而来论白德内宜是诗人，或不是诗人，这简直是无意识的事情。他是民众的战士，他的诗是为着民众做的，民众的喜怒哀乐是他的诗料。他能够代表民众的利益，心理，能鼓动民众战斗的情绪，在实际上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我的诗》中，白德内宜说出自己的诗的面目来：

　　我歌吟……难道说我在“歌吟”？
　　在战场中嘶哑了我的声音。
　　我的诗呢……也没有什么光芒，
　　不是在闪灼的演讲台上，
　　不是在文明的群众面前，
　　我高诵着我的粗俗的诗篇。
　　我不是女神的服务者：
　　我的粗俗的诗是我的每日的功绩；
　　祖国的民众，劳动的受苦者呵，
　　只有你的裁判是对于我重要的！
　　你是裁判我唯一的真正的法官，
　　你，我是你的希望和思想的表现，
　　你，我是看守你的门隅的警犬。

　　是的！白德内宜是看守民众的门隅的警犬！但是，这对于所谓高尚的诗人，不是一件羞辱的事么？喂！警犬？警犬只是警犬，不能称为诗人罢？诗人怎么能当警犬呢？但是白德内宜情愿当民众的警犬，情愿降低诗人的地位。不过说起来，当民众的警犬，这并不是十分羞辱的事情！当警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警犬要有当警犬的天才，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自称为民众的警犬的。当民众的警犬而能博得民众的崇爱，我以为这只是光荣，无限的光荣。至于一般高超的诗人视当警犬为羞辱的勾当，那也只好由他们想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白德内宜真是如警犬一样，凡遇着一件政治事变的时候，他就应时势的需要，提起笔来向民众警告。别人以为很野俗的，不值得诗人注意的，而白德内宜都可以写出自己特别风格的诗来。即如在国内战争时，兵士滥用子弹，白德内宜做出诗来教训他们：

　　强者不费用自己的力气，
　　因此在两方的交战时，
　　他可以捉得着他的仇敌。
　　对于可诅咒的波兰的“可汗”，
　　自然有人在那里注意：
　　他的军火自有法国人，英国人，
　　好好地送到他的手里。
　　但是我们防守的武器，
　　只有我们自己来锻炼；
　　我们自己制造火药，
　　我们自己熔铸炮弹。
　　我们的火药是为着战斗用的，
　　而不是为着啪啪的好玩；
　　我们不应当浪费自己的武器，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然……

　　做美妙的诗的诗人们当然不屑以这种无谓的事情做诗料的，当然不愿意做这种诗来冒渎女神。但是我们莫要太轻视鄙夷这种诗，它在国内战争时对于红军的鼓励和作用，可以说是极伟大的。白德内宜自己会不会在前线上放炮射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诗，他的笔，却比任何一尊过山大炮还厉害些。脱洛斯基在自己的命令上称白德内宜为射击劳动的敌人的好枪手，岂是无因的么？你尽管可以说他是好枪手，而不是诗人，但是他的诗的确做了很大的工作，他的诗的确是民众的兴奋剂。

　　叙事诗《乡下人》在革命上的意义，就是一千篇的政治论文也抵不上！在革命的初期，革命除了饥荒困苦，什么东西也没有遗给民众。当时也不知说了多少言语，以期平服民众的怨望，但是在这些言语中，任谁个也没有如白德内宜的下列几行诗说得简单而有效：

　　我们现在真是可怜的人民，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将把一切的余物吃透。
　　至于我们的余物呵——喂！
　　大家都晓得是什么样子的：
　　民众的劳动成年地，成年地，
　　才积聚了一点些微的东西，
　　忽然皇帝爷要高兴战争去，
　　把我们的国家弄得稀烂破碎……
　　我们真困苦，再困苦是没有的，
　　从我们初次与敌人碰头的日子起。
　　我们现在炽热的血战中，
　　还没有把我们的敌人破毁，
　　一切我们周围好战的人们，
　　总是来进攻我们用着黑暗的势力。
　　不但在公开的战场上有敌人，
　　并且在我们的内部也到处皆是：
　　无论你向什么地方看一看仔细，
　　这浑蛋的蛆总是在我们的中间作案。
　　这种令人愁闷的瘟疫，讨厌的东西，
　　兄弟们，你想一下子驱逐真是不容易！

　　我们的可怜的国家
　　深深地害着老朽的病。
　　多少年代所毁坏的东西，
　　现在我们想徒手整顿，
　　在此最短的时间，朋友，
　　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为着要得着甜蜜的自由的果实，
　　为着人民要能尝着这果实的滋味，
　　朋友们，我们千万莫要着急，
　　这一定需要许多培养的年月日。

　　白德内宜本身就是俄国革命史，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无数的农民、工人、兵士在革命过程中的情绪——群众的喜怒哀乐，我们只有在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可以寻得出来。十月革命固然涌现出来许多天才的诗人，但是唯有白德内宜一个人能够将民众的情绪表现得真切，包括得不遗。倘若说白德内宜不是真正的民众诗人，那末我就要问，谁个是真正的民众诗人呢？

　　就是论起技术方面来，白德内宜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确是俄国几位大诗人普希金，克雷洛夫，列尔芒托夫，涅格拉梭夫等的继承者。他能利用民众的俗话做为自己诗的语句，流畅简明，毫不格滞，实为其他与白德内宜同时的诗人所不及。白德内宜的诗有种种不同的声调和体裁，的确可与伟大的平民诗人涅格拉梭夫的作品相比。

　　在讽刺方面，白德内宜讽刺的天才绝不低于沙特可夫，郭哥里格里，波也杜夫。在童话著作方面，白德内宜是克雷洛夫唯一的继承者，虽然他的童话没有如克雷洛夫的童话所包括的意义之宽广，他的童话总是对于某一件事情而做的，但是在技术方面，在利用民众的俗语方面，白德内宜直可与克雷洛夫并列。

　　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个伟大的天才的诗人，我们可以说白德内宜是他最好的学生，但是白德内宜诗中所含蓄的民众的意义，任你普希金也罢，列尔芒托夫也罢，布洛克也罢，马牙可夫斯基（未来派的首领，俟在第九章再述）也罢，都是没有的。白德内宜的诗简直如红军手中的枪，工人手中的机器，农人手中的锄头……一样，为建设新社会的工具——他能将自己所歌咏的与民众所需要的连合一起，并且我们不因此感觉他有勉强不自然的痕迹。

　　他的诗是为民众做的，他的天才是为民众生的。

　　我们不必哓哓争辩白德内宜在文学上的地位，因为这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他在俄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他与俄国劳农群众结了不解的因缘。拉狄客（现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第三国际要人）说：“将来关于白德内宜一定要写出许多书来”。其实写出许多书来与否，又有什么要紧呢？白德内宜的诗自有民众在那里高兴地讲着。白德内宜的文学的价值自有民众在那里估量着。

　　白德内宜现在还不老，大约不过四十岁罢，还是继续地做自己的工作，几几乎在莫斯科《真理报》上，我们天天可以看出他所写的诗来。他的诗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命令一样，是有一定的实际的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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