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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4)


  民国九年十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反对的声浪虽然不曾完全消灭,但始终没有一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对论。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梅光迪说的:

  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

  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正为古文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白话已兴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后无骈体,白话之后无古文”,那就用不着谁来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骕说的:

  胡君(胡适)……以过去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中所用之字为活文字;……而以希腊,拉丁文以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国白话(比字上两个以字,皆依原文)。……以不相类之事,相提并论,以图眩世欺人而自圆其说,予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国文也。苟非国家完全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与他人所同化(与字所字皆依原文),自无不用本国文字以作文学之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为(原作之)国语之故,亦由于罗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转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为国语之必要也。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恰如汉文与日本文之关系。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其谁能指其非?胡君可谓废弃古文而用白话文,等于日人之废弃汉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实胡适的答案应该是“正是如此”。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学,与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与日本人做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至于外国文与非外国文之说,并不成问题。瑞士人,比利时人,美国人,都可以说是用外国文字作本国的文学;但他们用的是活文字,故与用拉丁文不同,与日本人用汉文也不同。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至于这五年以来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时间过近,我们还不便一一的下评判。但是我们从大势上看来,也可以指出几个要点:第一,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诗体初解放时,工具还不伏手,技术还不精熟,故还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但最近两年的新诗,无论是有韵诗,是无韵诗,或是新兴的“短诗”,都很有许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预料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第二,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一九二一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第四,戏剧与长篇小说的成绩最坏。戏剧还有人试做;长篇小说不但没有人做,几乎连译本都没有了!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试作新文学的人,或是等着稿费买米下锅,或是天天和粉笔黑板做朋友;他们的时间只够做几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诗,如短篇小说。他们的时间不许他们做长篇的创作。这是一个原因。况且我们近来觉悟从前那种没有结构没有组织的小说体——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浒》式,——已不能使人满意了,所以不知不觉的格外慎重起来。这个慎重的现象,是暂时的,也许是很好的。平心而论,与其多出几集无穷无尽的《官场现形记》一类的小说,倒不如现在这样完全缺货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至于详细的举例和详细的评判,我们只好等到《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再补罢。

  (十一,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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