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评新诗集(2)

评新诗集(2)

　　（二）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3月出版，价六角。）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底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铁》篇中的

　　刀口碰在锄耙上，
　　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里有坟堆，
　　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
　　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
　　招什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
　　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
　　请原谅罢，宽恕著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Wordsworth）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

　　骡子偶然的长嘶，
　　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
　　鞭丝拂他不去的。（页二四〇）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著，
　　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页二三〇）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做小诗，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

　　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雪朝》页六十一）。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
　　看太仔细了，想可好？
　　花正开着，
　　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页七三）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

　　孩儿们，娘儿们，
　　田庄上的汉儿们，
　　红的，黑的布衫儿，
　　蓝的，紫的棉绸袄儿，
　　瞪着眼，张著嘴，
　　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远啊，
　　不唱戏，不赛会，
　　没甚新鲜玩意儿；
　　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
　　我们也笑着走拢来；
　　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页七七）

　　……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七七）。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我们拿捎来的饭吃着，
　　我们拿痴痴的笑觑着。
　　吃饭有什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
　　忍不住了，说了话了。
　　“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
　　“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页七八——七九）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们是说不出，
　　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
　　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
　　可笑便是可笑罢了，
　　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
　　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十一，九，十九

　　（原载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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