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4)

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4)

　　但思想的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备的。往往积了千万年的经验，到了一个成人时期，又被外来的阻力摧折毁坏了，重复陷入幼稚的时期。印度自吠陀时代以至玄奘西游之时，几千年继续磨练的结果，遂使印度学术界有近于科学的因明论理与唯识心理。这个时代，梁先生也承认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但回教不久征服印度了，佛教不久就绝迹于印度，而这条“科学的路”遂已开而复塞了。中国方面，也是如此。自上古以至东周，铢积寸累的结果，使战国时代呈现一个灿烂的哲学科学的时期。这个时代的学派之中，如墨家的成绩，梁先生也不能不认为“西洋适例”（页一七四）。

　　然而久长的战祸，第一个统一帝国的摧残，第二个统一帝国的兵祸与专制，遂又使个成熟的时期的思想方法逐渐退化，陷入谶纬符命的黑暗时代。东汉以后，王充以至王弼，多少才士的反抗，终久抵不住外族的大乱与佛教（迷信的佛教，这时候还没有因明唯识呢）的混入中国！一千年的黑暗时代逐渐过去之后，方才有两宋的中兴。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这个风气一开，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阻止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的三百年。这三百年的学术，自顾炎武、阎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以至孙诒让、章炳麟，我们决不能不说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

　　然而梁先生何以闭眼不见呢？只因为他的成见太深，凡不合于他的成见的，他都视为“化外”。故孔、墨先后并起，而梁先生忍心害理的说“孔子代表中国，而墨子则西洋适例！”（页一七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眼不见，所以他能说：

　　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页八六）

　　究竟是真没有呢？还是被梁先生驱为“化外”了呢？

　　我们承认那“有限的可能说”，所以对于各民族的文化不敢下拢统的公式。我们承认各民族在某一个时代的文化所表现的特征，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敢拿“理智”、“直觉”等等简单的抽象名词来概括某种文化，我们拿历史眼光去观察文化，只看见各种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历史是一面照妖镜，可以看出各种文化的原形；历史又是一座孽镜台，可以照出各种文化的过去种种经过。

　　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究竟民族的根本区分在什么地方？至于欧洲文化今日的特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都可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只可以说欧洲民族在这三百年中，受了环境的逼迫，赶上了几步，在征服环境的方面的成绩比较其馀各民族确是大的多多。这也不是奇事：本来赛跑最怕赶上；赶上一步之后，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赛跑争先，虽然只有一个人得第一，落后的人，虽不能抢第一，而慢慢走去终也有到目的地的时候。

　　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他们的落后，也不过是因为缺乏那些逼迫和鞭策的环境与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上有什么持中和向后的根本毛病，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上有直觉和现量的根本区别。民族的生活没有不用智慧的。但在和缓的境地之下，智慧稍模糊一点，还不会出大岔子；久而久之，便养成疏懒的智慧习惯了。直到环境逼人而来，懒不下去了，方才感发兴起，磨练智慧，以免淘汰。幼稚的民族，根行浅薄，往往当不起环境的逼迫，往往成为环境的牺牲。至于向来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自然虽然残酷，但他还有最慈爱的一点：就是后天的变态大部分不致遗传下去。一千年的缠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复天足！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

　　梁先生和我们大不相同的地方，只是我们认各种民族都向“生活本来的路”走，而梁先生却认中国、印度另走两条路。梁先生说：

　　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页八四）

　　若照这样说法，我们只好绝望了。然而梁先生却又相信中国人同西洋人接触之后，也可以科学化，也可以民治化。他并且预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后，还可以中国化，还可以印度化。如此说来，文化的变化岂不还是环境的关系吗？又何尝有什么“抽象的样法”的根本不同呢？他既不能不拿环境的变迁来说明将来的文化，他何不老实用同样的原因来说明现在的文化的偶然不同呢？

　　这篇文章，为篇幅所限，只能指出原书的缺陷，而不及指出他的许多好处（如他说中国人现在应该“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一节），实在是我们很抱歉的。

　　十二，三，二十八

　　（原载1923年4月1日《读书杂志》第8期）

　　附录：答梁漱冥先生来书

　　漱冥先生：

　　顷奉手书，有云，“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难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

　　“嫌怨”一语，未免言重，使人当不起。至于刻薄之教，则深中适作文之病。然亦非有意为刻薄也。适每谓吾国散文中最缺乏诙谐风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说规矩话。因此，适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在辩论之文中，虽有时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对于先生毫无恶意，而笔锋所至，竟蹈刻薄之习，至惹起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

　　得来示后，又复检此文，疑先生所谓刻薄，大概是指“一条线”“闭眼”等等字样。此等处皆摭拾大著中语，随手用来为反驳之具，诚近于刻薄。然此等处实亦关于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适颇近于玩世，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以凡事“认真”之人，读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扞格不入者多矣。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

　　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如那年第三院之送别会，在将散会之际，先生忽发“东方文化是什么”之问，此一例也。后来先生竟把孟和先生一时戏言笔之于书，以为此足证大家喜欢说虚伪的话。此又一例也。玩世的态度固可以流入刻薄；而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亦复不少。页一六，页一六四即是我个人身受的两个例。此非反唇相稽也。承先生不弃，恳切相规，故敢以此为报，亦他山之错，朋友之谊应尔耳。先生想不以为罪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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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敬上　十二，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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