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

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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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只取了梁先生的绪论和结论的一部分来说明这种主观化的文化哲学。现在我们要研究他的东西文化观的本身了。

　　梁先生先批评金子马治，北聆吉论东西文化的话，次引陈独秀拥护德谟克拉西和赛恩斯两位先生的话，认为很对很好。梁先生虽然承认“西方文化即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的文化”，但梁先生自己是走“一条线”的人，总觉得“我们说话时候非双举两种不可，很像没考究到家的样子”，所以他还要做一番搭题的工夫，要把德赛两先生并到一条线上去，才算“考究到家”了。这两位先生若从历史上研究起来，本来是一条路上的人。然而梁先生并不讲历史，他仍用他自己的思想作主，先断定“文化”只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子，而“生活”就是“意欲”；他有了这两个绝大的断定，于是得着西方文化的答案：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页三一）

　　我们在这里，且先把他对于中国、印度的文化的答案，也抄下来，好作比较：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页七一）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页七二）

　　梁先生自己说他观察文化的方法道：

　　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思想。（页六一——二）

　　我们总括他的说法，淘汰了佛书的术语，大旨如下：

　　所谓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即是现在的意欲）对于前此的我（即是那殆成定局的宇宙）之奋斗，……前此的我为我当前的“碍”。……当前为碍的东西是我的一个难题；所谓奋斗，就是应付困难，解决问题。（页六四——五）

　　这点总纲，似乎很平易，然而从这里发出三个生活的样法：

　　（一）向前面要求，就是奋斗的态度，这是生活本来的路向。
　　（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回想的随遇而安。
　　（三）转身向后去要求，想根本取消当前的问题或要求。（页六九——七〇）

　　依梁先生的观察，这三条路代表三大系的文化：

　　（一）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条路，
　　（二）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条路，
　　（三）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条路。（页七二）

　　以上所引，都是本书第二第三两章中的。但梁先生在第四章比较东西哲学的结果，又得一个关于三系文化的奇妙结论。他说：（页二〇六）

　　（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
　　（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现量”就是感觉（Sensation），理智就是“比量”，而直觉乃是比量与现量之间的一种“非量”，就是“附于感觉——心王——之受，想，二心所”。（页九三）

　　以上我们略述梁先生的文化观察。我们在这里要指出梁先生的文化观察也犯了拢统的大病。我们也知道有些读者一定要代梁先生抱不平，说：“梁先生分析的那样仔细，辨别的那样精微，而你们还要说他拢统，岂非大冤枉吗？”是的，我们正因为他用那种仔细的分析和精微的辨别，所以说他“拢统”。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拢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拢统性也越大。

　　我们试先看梁先生的第一串三个公式：

　　（一）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
　　（二）中国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
　　（三）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

　　这岂不简单？岂不整齐？然而事实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西方化与印度化，表面上诚然很像一个向前要求，一个向后要求；然而我们平心观察印度的宗教，何尝不是极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曾提及印度人的“自饿不食，投入寒渊，赴火炙灼，赤身裸露，学着牛狗，龁草吃粪，在道上等车来轧死，上山去找老虎。”我们试想这种人为的是什么？是向后吗？还是极端的奔赴向前，寻求那最高的满足？我们试举一个例：

　　释宝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并烧二手。于是积柴于楼上，作干麻小室，以油润之。自以臂挟炬。麻燥油浓，赫然火合。于炽盛之中礼拜。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复一拜，身踣炭上。（胡寅《崇正辨》二，二三）

　　试想这种人，在火焰之中礼拜，在身面焦坼之时还要礼拜，这种人是不是意欲极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自己有时也如此说：

　　大家都以为印度人没法生活才来出世，像詹姆士所说，印度人胆小不敢奋斗以求生活，实在闭眼瞎说！印度人实在是极有勇气的，他们那样坚苦不挠，何尝不是奋斗？（页一四八）

　　是的！印度人也是奋斗，然而“奋斗”（向前要求）的态度，却是第一条路（页六九）。所以梁先生断定印度化是向后要求的第三条路，也许他自己有时要说是“实在闭眼瞎说”呢！

　　以上所说，并非为无益之辩，只是要指出，梁先生的简单公式是经不起他自己的反省的。印度化与西洋化，表面上可算两极端了，然而梁先生说他俩都是奋斗，即都是向前要求。

　　至于那“调和持中”、“随遇而安”的态度，更不能说那一国文化的特性。这种境界乃是世界各种民族的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绝不限于一民族或一国。见於哲学书的，中国儒家有《中庸》，希腊有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而希伯来和印度两民族的宗教书里也多这种理想。见于民族思想里的，希腊古代即以“有节”为四大德之一，而欧洲各国都有这一类的民谣。至于诗人文学里，“知足”、“安命”、“乐天”等等更是世界文学里极常见的话，何尝是陶潜、白居易独占的美德？然而这种美德始终只是世界民族常识里的一种理想境界，无论在那一国，能实行的始终只有少数人。梁先生以为：

　　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页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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