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费经虞与费密(7)

费经虞与费密(7)

　　他们推开了那无用的道，主张那整治国家，实事实功的道。他们说：

　　圣人生平可考，乡党所记可征，弟子问答可据。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书》之本行，而圣王之六经四科乱矣。……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冲漠无朕至矣，心无不〔在〕腔子，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司马祯坐忘，天台止观，同一门庭，则沙门方士之能事耳。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安能与古经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国民生作有用无用的标准，虽然颇近于狭义的实用主义，然而当时的虚空无稽的玄谈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评判标准。费氏指出宋明的理学只是“深山独处”的自了汉的哲学，但不适用于“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们的“道”，是要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阶级的：

　　帝王天命统道，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师儒，讲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农工商贾给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妇絍酒浆，助道之人。朝廷，政所从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胶庠，言道之所；乡塾，学道之所；六经，载道之书；历代典章，续道之书；文章辞赋，彰道之书；冠婚丧祭，吉凶仪物，安道之用；军务边防，五刑百度，济道之用。——此圣门所谓道也，非后儒“宗旨”之谓也。（下，二十）

　　这种见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浅近淡薄的，但仔细看来，却是几千年无人敢说，无人能说的大见识。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与人生日用发生交涉；凡与人生日用没交涉的，凡与社会国家的生活没关系的，都只是自了汉的玄谈，都只是哲学家作茧自缚的把戏，算不得“道”。他们说：

　　圣人中正平实，广大无尽，国家是赖，本配天配地之学。后儒变立新说，化为各自一种囊风橐雾，或可有可无之经。（下，二十）

　　凡经不起这个实用主义的标准的评判的，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

　　天下既治，无异于中材；天下已乱，无救于成败；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难，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说，高自矜许，诬古人而惑后世。（上，四十五）

　　这叫做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

　　费氏父子的实用主义，简单说来，只是

　　教实以致用，学实以致用。（上，五十一）

　　十个大字。说得更明白点，只是

　　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说的更明白点，只是

　　修之有益于身，言之有益于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则有益于国，处则有益于家。（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国学旧议》，令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一切国家要务，皆平日细心讲求，使胸有有本末定见，异日得施于政。在学十年，选而仕之，使自署其习云“能某事”，得以课勤其实，悉考为伍贰，禄俸足以养廉，历练国事；能则迁升，不能则罢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应用，只是

　　论政，以身所当者为定，考古斟酌调剂之。仁义礼乐，遵二帝三王为法。至于典制政刑，采之历代，庶可施行。尧舜三代风气未开；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汉唐以来累朝讲求明备，传为定章。使天下安宁，不过济时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后引的一段话，即荀卿“法后王”之意，但费氏父子说的更痛快明白。如云，“尧舜三代风气未开”，此是何等见识！费氏父子又举封建井田为例，说明此意。他们说：

　　欲行郡县阡陌于先王风尚淳质之世，时有所不可；即欲行封建井田于后王人心大变之日，势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县阡陌，后王之善政也。所谓“王道”，不过使群黎乐业，海宇无扰，足矣。（中，二十三）

　　这是历史的眼光。费经虞曾讲《中庸》“议礼，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礼。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礼》，则礼广矣。度与文皆礼中事，别成一条。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数，不敢逾越，此之谓度。文者，所以如古今因革变通也。议者，合众论而成一是也。制者，画为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适用而不颇僻也。（中，二十六）

　　他们的结论是：

　　立政兴事，不泥古，不随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国，下不困民，求合于中。（中，二十四）

　　应用的标准仍是那实用主义的标准，“济时救弊也已”。

　　（4）费氏议论人的态度

　　费氏父子经过无数痛苦的经验，深知人情世故，故他们议论人物，往往能持一种忠恕平允的态度。自从宋儒以来，士大夫自居于穷理，其实只是执着一些迂腐的意见；他们拿这些意见来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强凑合他们的死板法式。他们自己迷信“无欲”为理想境界，所以他们上论古人，下论小百姓，也期望他们无私无欲。他们抱着成见，遂不肯细心体谅人们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颢、朱熹以后，学者心眼里只认得几个本来没有的圣人，其余的都不是完人。

　　殊不知他们的教主孔丘先生当日本是一个很和平圆通的人。孔丘也肯见见南子，也不拒绝阳货的猪肉，也和他国里的一班贵族权臣往来问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发财的，也有替蒯瞆出死力的。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说过，乡原是德之贼，而狂狷却还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绝四”，而宋儒却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训！费氏父子对于宋明理学家的这种态度，最不满意，常常提出抗论。他们说：

　　夫运代不同，犹四时之递序；而性情互异，若水火之相隔也。……历代人才不一：或识高而学浅，或学赡而识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壮而暴；或刚德而败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谋深而谤腾，或名重而毁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后能立勋钟鼎；或其初托足匪类也，继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贼，而曲忍全君；或畏势觉其难移，而退避免祸；或公忠体国，事欲核实，而诸臣怨之；或招呼同类，朋党害政，而天下称之；或为众所攻而未尽非，或为众所宗而非无过：或规模弘远而人议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讥其固；或刚正之质以温厚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劲直为乖张：——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为衡宜百务精当。……此伊尹不求备于一人，孔子论朱干玉戚豚肩不掩皆贤大夫也。乌有一生事事无疵，言言中节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狭，未尝炼达，辄凭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数，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闭户以谈；往代之非，意见为刺；削平生之勋德，搜隙罅以为罪。……固薄之论满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识略高贤遗冤简册，饮恨九原：此百世无已之大痛也。（上，11-12）

　　这已是很平允的议论了。他们又说：

　　邵雍曰，“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无异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乱而陷没盗贼，隐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为尽失。惟相与煽乱为可诛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爱也；产业，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极慕也；饥寒困辱，人所难忍也；忧患陷厄，人所思避也；义理，人所共尊也。——然恶得专取义理，一切尽舍而不合量之欤？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功过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尽律人以圣贤，不专责人以不死。不以难行之事徒侈为美谈，不以必用之规定指为不肖。后事之忠咸足以立身，异时之善皆可以补过。从古从今，救时为急；或可或否，中正为宜。倘坚信宋儒刻隘臆说，恐伊、吕、微、箕生于汉、唐，亦多遗议矣。《诗》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所当尽绝语录酷深之浮辞，仍守经传忠恕之定旨。（上，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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