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答汪懋祖

答汪懋祖

　　芗潭学兄：

　　来书说，“两党讨论是非，各有其所持之理由。不务以真理争胜，而徒相目以妖，则是滔滔者妖满国中也”。又说本报“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种诤言，具见足下之爱本报，故肯进此忠告。从前我在美国时，也曾写信与独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但是来书有几句话，我们不能不辩。来书云，“又如某君，既痛恶仪征某氏所为文矣，乃独剿袭其对于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及杜甫‘红豆鹦鹉，碧梧凤凰’，一联之评语，以为己所发明。”这话未免有点冤枉某君了。某君并不曾说这两种评语是“己所发明”，他不过随意举两条例罢了。我平常也骂“香稻鹦鹉，碧梧凤凰”两句；但我实在不曾知道仪征某氏也有这种评语。

　　来书又说本报“雅俗参半，而北语吴音（如‘像煞有介事’），格磔其间”。此是“过渡时代”不能免的现象。现在做文章，没有标准的国语，但有能达意的词句，都可选用。如“像煞有介事”的意思，除了吴语，别无他种说法。正如“袈裟”，“刹那”，“辟克匿克”等外国名词，没有别种说法，也不妨选用，何况本国的方言呢？

　　胡适白七，七，一五

　　（原载于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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