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汪精卫

致汪精卫

　　（1934年9月24日）

　　精卫先生：

　　本年夏间，本想南来，实在因摆脱不了，终不得如愿。

　　此次国联开会，中国竟不得当选为非常任理事，此中原因虽非简单，然我国外交太松懈，驻欧大国公使多不在任，出席日内瓦的代表团不甚得力，政府对国联也不太注意，此诸项似皆不无关系。

　　去年我回国时，即向先生进言，请先生与有壬兄退出外交部。以私交论，为爱先生；以公谊论，实为国家设想。那时此意未蒙先生采纳。那时先生颇怪我不认先生为能“困守待援”之人。我以私人资格，已做到了“尽言”的限度，当然不便再哓哓了。及今思之，“困守待援”之外，似乎也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工作。今日的外交局势直是一事不做，闲中不布一子，万一又有大危急，与三年前王儒堂时代的局面有何分别？为国家前途设想，我终不愿避嫌不说话，我很盼望先生再思我的老话，与有壬兄同退出外部，慎选一位能实行所谓“同时顾到外交四条路线（日、俄、国联、美）”的继任者。《独立》上曾有孟真批评外交之文，当时我们即虑到国联理事缺的落选。先生与有壬也许要否认此事的责任问题，然在野公论则异口同声要公等负此责任，但无人肯为公等尽言耳。

　　匆匆敬问

　　起居。

　　胡适敬上

　　廿三，九，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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