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致王宠惠（稿）

致王宠惠（稿）

　　（1929年3月26日）

　　亮畴先生：

　　近日国中怪象百出，说不胜说。最可怪者，此次三全大会有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出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先生曾见过吗？

　　此案大意是说法院往往过于拘泥证据，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故他的办法是：“凡经省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这就是说，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

　　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

　　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不须经过法庭，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与执行，皆归党部，如今反日会之所为，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

　　胡适十八，三，廿六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