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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钱玄同


  (1919年2月20日)

  玄同吾兄:

  昨日 公等丑诋宋春舫君之戏谈,别后即取《公言报》读之,觉此君末段所言(十九日)全与吾辈无异,且明言歌剧之影响不如白话剧。吾因疑第一段(十七日)“歌剧之势力且驾文剧而上之”一语,必有误会处,因就宋君问之,宋君言此所谓“努力”并非influence(影响),本意作号召听者之能力,随笔写去,不图有此误会也。适既亲得于宋君,故不敢不告,并望与仲甫兄观之。

  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也。 老兄以为然否?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缪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缪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老兄请想想我这话对不对。——我说到这里,又想起老兄是个多疑的人,或者又疑我有意“挖苦”。其实我的意思只要大家说个明明白白,不要使我们内部有意见就是了。

  适之上 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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