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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上海(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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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险的时期,他决定到上海去医治。我母亲也决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学。那时我名为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有零。这一次我和母亲分别之后,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块的时候还不到六个月。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去求学。临别的时候,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换了四个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这是我一生的第二个段落。

  我父亲生平最佩服一个朋友——上海张焕纶先生(字经甫)。张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办了一个梅溪书院,后来改为梅溪学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书院住过,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进了梅溪学堂。我只见过张焕纶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谈中国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锋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后,我在巴黎见着赵诒先生(字颂南,无锡人),他是张先生的得意学生,他说他在梅溪书院很久,最佩服张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说,张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话:“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我坐在巴黎乡间的草地上,听着赵先生说话,想着赵先生夫妇的刻苦生活和奋斗精神,——这时候,我心里想:张先生的一句话影响了他的一个学生的一生,张先生的教育事业不算是失败。

  梅溪学堂的课程是很不完备的,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虽好,国文不到头班,仍不能毕业。国文到了头班,英文、算学还很幼稚,却可以毕业。这个办法虽然不算顶好,但这和当时教会学堂的偏重英文,都是过渡时代的特别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全不懂得上海话。进学堂拜见张先生时,我穿着蓝呢的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完全是个乡下人。许多小学生围拢来看我这乡下人。因为我不懂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读的是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英文班上用《华英初阶》,算学班上用《笔算数学》。

  我是读了许多古书的,现在读《蒙学读本》,自然毫不费力,所以有工夫专读英文、算学。这样过了六个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机会来了。教《蒙学读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这样浅近的书,更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站起来驳正他的错误。这一天,他讲的一课书里有这样一段引语: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我那时已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了,等他讲完之后,我拿着书,走到他的桌边,低声对他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脸红了,说,“侬读过《易经》?”我说读过。他又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我说读过《诗经》、《书经》、《礼记》。他问我做过文章没有,我说没有做过。他说,“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他出了“孝弟说”三个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交给先生看。他看了对我说,“侬跟我来。”我卷了书包,跟他下楼走到前厅。前厅上东面是头班,西面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课堂上,对教员顾先生说了一些话,顾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

  可是我正在欢喜的时候,抬头一看,就得发愁了。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写着两个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我从来不知道“经义”是怎样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还不很清楚,这个“原日本之所由强”又从哪里说起呢?既不敢去问先生,班上同学又没有一个熟人,我心里颇怪沈先生太鲁莽,不应该把我升的这么高,这么快。

  忽然学堂的茶房走到厅上来,对先生说了几句话,呈上一张字条,先生看了字条,对我说,我家中有要紧事,派了人来领我回家,卷子可以带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着急,听了先生的话,抄了题目,逃出课堂,赶到门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汉口没有回来,店里(我家那时在上海南市开一个公义油栈)的管事慌了,所以赶人来领我回去。

  我赶到店里,三哥还能说话。但不到几个钟头,他就死了,死时他的头还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从汉口赶到。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但英文还不曾读完《华英初阶》,算学还只做到《利息》。

  这一年梅溪学堂改为梅溪小学,年底要办毕业第一班。我们听说学堂里要送张在贞,王言,郑璋和我四个人到上海道衙门去考试。我和王、郑三人都不愿意去考试,都不等到考试日期,就离开学堂了。

  为什么我们不愿受上海道的考试呢?这一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正在传抄《革命军》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厅去考试呢?

  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

  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们总觉得不愿意去受他的考试。所以我们三个人都离开了梅溪学堂了。(王言是黟县人,后来不知下落;郑璋是潮阳人,后改名仲诚,毕业于复旦,不久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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