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苏俄外交史上的又一页及其教训

苏俄外交史上的又一页及其教训

　　前两星期，丁文江先生作《大公报》的“星期论文”（7月21日），题为《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他记叙的是1917年11月27日到明年3月3日苏俄和德国休战议和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的主要事实是苏俄革命政府为了要完成革命工作，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德国单独讲和。

　　……主持签字议和最有力的是列宁。他说：“我们的革命比任何其他为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它安全，……不论出任何代价。”

　　丁文江指出这段故事的教训是：

　　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

　　我们很希望丁文江先生继续写第二篇，把那个《布赖司特——立陶乌斯克和约》以后的三年内的苏俄故事也写出来，让大家看看那一次的绝大牺牲，绝大的委曲求全，是不是做到了列宁理想中的目的。因为丁先生叙述的那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的前一半，……所以我今天提议来讲那个故事的后半段，那后半段也有一个教训足供我们的借镜。

　　话说苏俄革命政府在1918年3月和德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之后，国中就起了绝大的分裂。 ……（以下是三年苦战的史事，从略。）

　　当革命政府最初决心委曲求全的时候，列宁的目的是要谋得一个喘气的时期，来完成国内的革命工作。为了这一个喘息时期，列宁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赔款到十五万万金圆，割地到全国的三分之一，然而和平终不可得。因为苏俄当日有两大群敌人：一群是那战败的中欧国家，一群是那战胜的协约国家。议和之后，不到几个月，中欧国家解体了，无力再侵害苏俄了。然而那另一群大敌国，忘不了苏俄中道讲和的仇恶，更怕那新兴的“世界革命”的口号，所以他们决心要援助苏俄的奸人，封锁苏俄的四境，要推翻那个可怕的新政权。

　　苏俄的和平不是1918年3月3日割地赔款的和约带来的，是三年的苦战打出来的。苏俄的统一政权也是那三年的苦战打出来的。

　　我们今日为国家设计，当然要如丁文江先生说的：“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但是我们也得进一步问：“如果万分退让的结果，还换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应该走什么路？我们应该准备走什么路？”

　　列宁曾说：万不得已时，准备到堪察加去。然而1919年7月国防会议的命令却是：“死守彼得格拉，守到最后一滴血流干的时候！不退出一尺地，准备在彼得格拉的街上作巷战！”

　　所以，在退到堪察加之前，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准备做！

　　这是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另一页的教训。

　　（原载1935年8月4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5年8月11日《独立评论》第163号，又载1935年8月20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31期，与丁文江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合在一起，改题《苏俄革命外交史上的两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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