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公开荐举议

公开荐举议

　　——从古代荐举制度想到今日官邪的救正

　　考试院举行了两次考试大典，费了国家一百多万元的经费，先后共考试了二百零八人。这二百零八人，听说至今还有不曾得着位置的。国家官吏十多万人，都不由考试而来；独有这两百人由正途出身，分部则各部会没有余缺，外放则各省或者不用，所以考试制度至今没有得着国人的信仰。

　　因此我想起亡友赵文锐先生，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不顾朋辈的非笑，决心去应北京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他考的名次很高，分在某一部里学习，月薪不过五六十元。学习了好几年，他始终没得着相当的位置，每年还得靠教书维持他的生活。后来政局变了，他到南方去，不久就在国民政府之下做到了杭州关监督。考试正途只能给他一个分部学习，而同学的提携倒可以给他一个关监督。在这种状况之下，考试任官的制度那能有成立和推行的希望呢？

　　因此我又想到几年前北方某省的县长考试。考取的县长，省政府总怕他们经验不够，必须在行政人员讲习所讲习半年，又须到各处去考察半年，然后有候选补缺的资格。然而那些不由考试出身的县长，只军人的一张条子，或政客的一封介绍信都可以走马上任，又都不愁“经验不够”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除了极少数忠厚安分毫无“奥援”的人，谁还肯走那条考试正途呢？

　　总之，今日任官的方法全由于推荐介绍，而考试制度至今只能有万分之一的补救。所以今日任官流弊的中心在于荐举，而匡正官邪的关键也在改革荐举方法，而不在考试制度。

　　今日的官吏都由于推引介绍，而推引介绍的方式都是私荐而不是公开的荐举，都是循情面而不是负责任的荐举。老实说，今日的荐举，无论贤不肖，都用汲引私人的方式，而不是用为国家推荐人才的方式。其流弊最大者约有几点：（一）荐条私相授受，无公开的举状，谁也不知某人是谁荐举的，是以何种资格何种理由荐举的；（二）荐举者不必负责担保，故可以滥荐滥保，往往重要官吏发表之后，社会上皆不知其来历，甚至于税收官吏亏卷公款巨万而逃，也从没有人追问原来保荐的人是谁；（三）荐举只是个人的，而不是制度的，所以全无限制，又全无裁制。近年每一部换一个部长，部中人员往往全部更换。朝野名流往往滥发荐书，每年有写荐信至七八百函的：一位交通部长曾对我说，他因为收到荐书太多，竟不能不添两个书记专做回达荐信的事！

　　欲纠正这种流弊，我主张三个原则：

　　（一）凡荐举必须用公开的荐举状，用政府规定的格式（由政府印卖）填写，由铨叙部登记后，可以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凡私递的荐书荐条，皆由政府立法严格禁止。

　　（二）凡出具荐举状者为“举主”，举主在荐举状里须将被举人的学历经验详慎开载，并须声明愿负完全责任：如不称职，愿受误举的惩戒处分；如犯赃罪，情甘同坐。

　　（三）凡在职官吏举荐人才，皆须有法定的限制，不得超过限制。例如特任某级官得举荐几人；简任某级官得举荐几人。荐状上应声明有权可荐几员，现今所举为第几员，并未超过限制。凡在野的人，无论曾任何官，不得荐举官吏。

　　这都不是外国搬来的新法，都只是我们老祖宗早已行过的古法。试看古人的荐状，都是公开的“明保”，都得声明负完全责任，又都得声明依法可荐举几人。试举张淏《云谷杂记》附录的南宋举状四篇中的一篇作例：

　　肖逵举张淏状

　　（具官）臣萧逵，准格节文（按此指“庆元令格节文”），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许于十科内举三人。臣伏睹迪功郎监漳州永丰仓张淏，性姿恬静，学问该深，博考群书，多所是正。……臣今保举堪充“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已脏，臣甘伏朝典。……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于十科内举三人，已举过一员外，今来举张淏系第二员合举之数。……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秦状。

　　此种文例，各家文集中皆可寻得。试再看南宋宰相周必大文集中所保存的荐状，其举吴概等堪任监司郡守状尾云：

　　右臣所举吴概等，并系保任终身。或不如所举，甘坐谬举之罚。（《奏议》卷一）

　　其荐尤袤石垫堪任监司郡守状尾云：

　　两人如蒙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坐。（《奏议》卷六）

　　周必大又有《乞申严荐举连坐之法》一疏云：

　　……法令中明有连坐之文，而其奏牍亦云“甘当同罪”。然旷岁逾时，未尝有所惩治也。今莫若此严申制，务在必行。其制既严，其选必慎。纵未能尽得俊杰之士，比之乏然而取，则有间矣。若治平问英宗方倚枢密直学士李彦知泰州，会所举人坐赃，特命夺官。夫以守边之臣宣劳于国，犹且不废绌罚，况余人乎？此亦救弊之要道也。（《奏议》卷七）

　　这种线装书里的议论和例子，可算是“汉家制度”总比“棘闱锁院赋诗”一类的故事更值得我们的考虑罢？

　　民众雇一个老妈子，还得问荐头；店家用一个伙计，还须有铺保；旅馆雇一个茶房，还须有押柜。国家的官吏岂不更重要，岂可不要公开的负责的荐举吗？

　　（原载1934年3月4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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