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师毒案感言

一师毒案感言

　　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句话是很有理的。名誉是社会对于一个人或一个机关的期望的表示。例如人说某学校是“最高学府”，这就是说社会期望某学校做“最高学府”。如果将来某学校不能做到社会的期望，他就要使社会大失望了。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来，受的责备比常人更大更多。所以古人说，暴得大名是一件不祥之事。

　　浙江一师自民国八年以后，忽然得着一种很可妒羡的盛名。社会上的新分子夸奖一师，说他是东南新思想的中心；社会的旧分子攻击一师，说他是危险思想的出产地。夸奖与攻击，无论是否正当，都帮助一师的名誉飞跃到很可妒羡的地位。本省内地的学生纷纷来投考一师，自不消说；甚至于我们徽州的少年，不甘受内地旧学校的束缚的，也都纷纷赶到杭州，想尝尝浙江一师里新思潮的滋味。我曾看见徽州学生程憬的日记，他记载当日投考被取时的心理，真有“出幽谷而迁乔木”的高兴。一个中等学校得此盛名，岂不很可妒羡吗？

　　一师背着“东南新思潮的一个中心”的盛名，已三四年了。“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这种精神的有无，便是思想新旧的区别点。但这种精神的有无，是不靠口头和笔头的表现的。最可靠的试验是，当一种困难问题发生时，要能用这种评判的态度去应付解决。多少负盛名的个人与机关，都因禁不起这种试验而使人失望了。现在竟轮到浙江一师的头上了！

　　浙江一师受的试验，乃是一件“空前”——而且我们渴望他“绝后”——的惨剧，就是本年的毒案。这件案子太惨了；太出于寻常情理之外了；我们关心一师的人，都怕一师禁不住这种突现的，奇惨的试验。因为他太离奇了，所以有种种无稽的谣言起来：有人说，一师大门外弓弦形的新路造坏了；有人说，杭州有妖怪作祟；有人说，这是无政府党的恶谋。因为他太悲惨了，所以身受和旁观的人都忍不住感情的冲动，都自然想尽量表现感情方面的要求：于是有主张念经拜忏追荐死者的，有提议发给死者毕业文凭的，有过分苛责学校办事人的，有用煽动感情的态度来督促法庭的。一师的教职员和学生处这种奇惨奇难的境地，是很不容易的。一师居然能于短时期中恢复上课，居然能不为种种谣言所扰乱，居然能不参加种种迷信的举动，居然能至今还保存一种冷静的态度，静候法庭侦查审判的结果：这一次奇惨奇严的试验，一师至少可以说是及格的了！

　　我们现在对于一师，只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一师继续保持这种不武断不盲从的态度，来研究这件毒案。这案子若果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谋杀的凶手若果能伏罪受刑，那自然是最好的事。但我们若能暂时离开报仇雪恨的态度，若能用犯罪心理学的眼光来观察这件案子，我们不能不疑心这件案子或者不能全靠法律，而或者须借助于病态心学。一餐饭的结果，毒死者二十四人，病而未死者一百九十一人，这是何等恶毒凶狠的事！最容易的解释，自然是“有意谋害”说。但我们在事过境迁之后，平心研察，总觉得这个解释很难成立；总觉得无论何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总不能引起谋害二百三十几条人命的动机。所以我们从心理学上着想，总觉得这件案子可以有三个假设的解释：一是有意谋害，二是错误，三是病态心理。我们也是想罪人伏辜的，但我们渴望大家不要因为想报仇伸冤，就完全否认那其余两个假设的可能；更渴望大家不要因为感情上的剌激，而忘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古话！

　　第二，我们希望一师用评判的态度，来评判自己校内的制度，来谋学校的改革与进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师在这个惨痛之中，总应该感觉盛名之不易处了。一师这三四年的内部组织，如注重学生自治，注重发展个性，注重选科等等，都带有试验的精神。他们试验的失败与成功，都未尝没有供教育家研究参考的价值。但这些制度，认为试验则可，认为定制则不可。一师经过这场惨案之后，得着无数从惨痛里出来的经验；若能利用这种经验来评判那些制度，定可发现他们的利病，因此又可以保存那有益的部分，而淘汰或改革那有弊的部分。况且这样的评判，不仅可施用于一校，还可施用于一切学校。例如学生膳食的问题，尤其是师范一类免费学校的膳食问题，在今日实有彻底研究改良的必要。倘能因一师的惨祸而使一省或一国的学校膳食问题，有一种彻底的改革，那岂不是不幸中的一件大幸事吗？古人骂人，“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然而焦头烂额之后，我们若能从苦痛里感觉根本防患的必要，也可以算是不辜负这一场惨劫了。

　　十二、六、廿二　胡适在西湖新新旅馆作

　　（收入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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