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墨家哲学

墨家哲学(1)

　　§一、墨子略传

　　墨子名翟姓墨氏（近人江瑔作《读子卮言》辨墨子不姓墨。其实这事不成问题，无庸深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古今人多未能确定。有人说墨子“并孔子时”，（《史记·孟荀列传》）有人说他是“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毕沅《墨子序》）这两说相差二百多年，若不详细考定，易于使人误会。毕沅的话已被孙诒让驳倒了（《墨子间诂·非攻中》），不用再辨。孙诒让又说：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康公卒于安王二十年），与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益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同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墨子年表序》）

　　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句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欤？（《墨子序》）

　　汪中所考都很可靠。如今且先说孙诒让所考的错处。第一，孙氏所据的三篇书，《亲士》、《鲁问》、《非乐上》，都是靠不住的书。《鲁问》篇乃是后人所辑其中说的“齐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例如《庄子》中说庄周见鲁哀公，难道我们便说庄周和孔丘同时么？《非乐》篇乃是后人补做的。其中屡用“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一句，可见其中引的历史事实，未必都是墨子亲见的。《亲士》篇和《修身》篇同是假书。内中说的全是儒家的常谈，那有一句墨家的话。

　　第二，《墨子》决不曾见吴起之死。《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时，阳城君得罪逃走了，楚国派兵来收他的国。那时“墨者巨子孟胜”替阳城君守城，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内。孟胜将死之前，还先派两个弟子把“巨子”的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免得把墨家的学派断绝了。

　　照这条看来，吴起死时墨学久已成了一种宗教。那时“墨者巨子”传授的法子，也已经成为定制了。那时的“墨者”，已有了新立的领袖。孟胜的弟子劝他不要死，说：“绝墨者于世，不可。”要是墨子还没有死，谁能说这话呢。可见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

　　依以上所举各种证据，我们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民国纪元前2411至2401，西历纪元前500至490年），死在周武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民国纪元前2336至2327，西历纪元前425至416年）。墨子生时约当孔子五十岁六十岁之间（孔子生民国纪元前2462年）。到吴起死时（纪元前2292年），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以上所说墨子的生地和生时，很可注意。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辱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

　　墨子究竟曾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我们虽不能决定，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响，一定不少（《吕氏秋秩·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那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极琐碎的礼节？（如“曾子吊于负夏”，及“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诸条。）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这个儒墨的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因为儒家不信鬼，（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神，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说苑》十八记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此犹是怀疑主义（Agnosticism）后来的儒家直说无鬼神。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无鬼神。”此直是无神主义〔Atheism〕。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论语》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自己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所以墨子倡“非命”论。

　　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他以为从前那种“弭兵”政策（如向戌的弭兵会），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

　　但是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他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那时公输般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听见这消息，从鲁国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赶到郢都去见公输般。公输般被他一说说服了，便送他去见楚王，楚王也被他说服了，就不攻宋了（参看《墨子·公输》篇）。公输般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得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咧。”（《鲁问》篇）

　　看他这一件事，可以想见他一生的慷慨好义，有一个朋友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罢了。”墨子说：“譬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贵义》篇）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墨子是一个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么？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么？”（《公孟》篇）所以墨子虽不重丧葬祭祀，却极信鬼神。还更信天。他的“天”却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爱。凡事都应该以“天志”为标准。

　　墨子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后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为衣，以跂𪨗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是“墨教”的特色。《庄子·天下》篇批评墨家的行为，说：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却不得不称赞墨子道：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可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认得这个墨子，才可讲墨子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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