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吴敬梓年谱(5)

吴敬梓年谱(5)

　　乾隆六，辛酉（1741），先生四十一岁。

　　是年惠士奇死。

　　是年吴檠中举人（《全椒志》十二）。杜慎卿果然“中了”！（参看《外史》三十一回杜慎卿对鲍廷玺说的话。）

　　先生始见程晋芳，时年二十四（程晋芳《严东有诗序》）。

　　程晋芳的族伯祖丽山与先生有姻连。先生在南京，常常绝粮；丽山时时周济他。程晋芳说：

　　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文木先生传》）。

　　这位程丽山，他处无可考。《外史》第四十一回写庄濯江是杜少卿的表叔，也许就是此人。（庄濯江是庄征君之侄，必也是姓程的。我初疑是程晋芳；但程晋芳是先生时，还是二十四岁的少年，而庄濯江四十年前与杜少卿的父亲相聚，此时已是“清清疏疏，三绺白须”了。）

　　程晋芳又写先生的贫状如下：

　　〔先生〕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穷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文木先生传》）

　　汪京门不可考。樊圣□原缺一字，今考定为樊圣谟。按《江甯府志文苑传》：

　　樊明征，字圣谟，一字轸亭，句容人。博学而精思。其于古人礼乐车服，皆考核而制其器。有受教者，举器以示之，不徒为空言也。著书四十余种，尤详金石之学。

　　这自然是《外史》里的迟衡山了。

　　乾隆七，壬戌（1742），先生四十二岁。

　　程晋芳说：

　　辛酉壬戌间，延〔先生〕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

　　程家是淮安盐商，袁枚作程晋芳的《墓志》说：

　　乾隆初，两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君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先生到程家时，程家尚在这样兴盛的时代。

　　乾隆九，甲子（1744），先生四十四岁。

　　是年姚鼐生，钱坫生，汪中生。有人疑《外史》中的匡超人即是汪中，那是错的。

　　乾隆十，乙丑（1745），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吴檠中进士。

　　余萧客生，武亿生。

　　乾隆十一，丙寅（1746），先生四十六岁。

　　是年洪亮吉生。

　　乾隆十四，己巳（1749），先生四十九岁。

　　是年方苞死，黄景仁生。

　　程晋芳《春帆集》（起戊辰，尽庚午之二月，故系于此年）有《怀人诗》十八首，一首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诗云：

　　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槭槭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此指先生到程家住数月之事）。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这一首诗极有用，因为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这个时候，——戊辰至庚午（1748—1750）——《儒林外史》已成书了，已有朋友知道了。《外史》刻本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一篇序。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于乾隆元年三月在安庆应考博学鸿词的省试，前一月似无作小说序之馀暇。况且书中写杜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况且那时的吴敬梓只有三十六岁，见解还不曾成熟，还不脱热心科名的念头，元年《除夕述怀》诗可以为证。那时的吴敬梓决做不出一部空前的《儒林外史》来！

　　我们看他对于科第功名的大觉悟，起于乾隆二年以后。（说见上文。）我们可以推测他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至十五年（1740—1750）之间；到程晋芳作《怀人诗》时，《外史》已成功了，——至少大部分已成功了。

　　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在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丑态——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他是八股国里的一个叛徒。程晋芳说他

　　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

　　他为什么这样痛恨八股呢？我们在他的诗集里寻出一篇《哭舅氏》的诗，大概是乾隆五六年间做的；这诗大可以表出他那时候对于科举时文的态度：

　　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屯邅。皎皎明月光，扬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巅。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重泉。吾母多弟兄，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他这一位母舅简直是一位不得志的周进、范进。认得了这一位六十岁“抱恨归重泉”的老秀才，我们就可以明白吴敬梓发愤做《儒林外史》的心理了。

　　有人说，“清朝是古学昌明的时代，八股的势力并不很大，八股的毒焰并不曾阻碍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发达。何以吴敬梓单描写那学者本来都瞧不起的八股秀才呢？那岂不是俗话说的打死老虎吗？”我起初也如此想，也觉得《儒林外史》的时代不像那康熙、乾隆的时代。但我现在明白了。看我这篇年谱的人，可以看出吴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干、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清朝第一个时期的大师，毛奇龄最后死。学问方面，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都死了。文学方面，尤侗、朱彝尊、王士祯也死了。当吴敬梓三十岁时，戴震只有八岁，袁枚只有十五岁，《四库全书》的发起人朱筠只有两岁，汪中、姚鼐都还不曾出世呢。

　　当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八股的气焰忽然又大盛起来了。我可以引章学诚的话来作证：

　　前明制义盛行，学问文章远不古若，此风气之衰也。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1752—1753，当吴敬梓将死的时候），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章氏遗书》卷四，《答沈枫墀论学书》）（“四书文”即八股诗文。）

　　这正是吴敬梓做《儒林外史》的时代。懂得这一层，我们格外可以明白《儒林外史》的真正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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