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书四、政治思想(2)

四、政治思想(2)

　　民治主义的第四个要义是承认统治者与被治者是对等的，只有相互的报施，而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主术训》说：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势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让，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让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与赵襄子战于晋阳之下，身死为戮，国分为三。豫让欲报赵襄子，漆身为厉，吞炭变音，擿齿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两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岂其趋舍厚薄之势异哉？人之恩泽使之然也。……夫风疾而波兴，木茂而鸟集，相生之气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是故君不能赏无功之臣，臣亦不能死无德之君。君德不下流于民，而欲用之，如鞭蹄马矣。是犹不待雨而求稼，必不可之数也。“相报”的关系即是孟轲说的“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就是承认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

　　这是《淮南王书》的民治主义的思想。

　　道家承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故应该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论调。不幸他们太看重了自然的变化，遂以为可以不用人功的促进，只要能跟上自然变化的趋势，就很够了，故有“常后而不先”的雌性哲学（说详上节论有为与无为）。但《淮南》之书出于韩非、李斯之后，终不能避免战国晚期变法论的影响，故《泛论》、《修务》诸篇多有很明白主张变法的议论（引见上两节）。自然变迁固是事实，但人类的行为最容易习惯化，人类的制作最容易制度化。行为成了习惯，则不喜改革；创作成了制度，则不易变动。外境虽然变迁了，而人类的守旧性往往不能跟着时变走；跟不上时变，便不能适应外境，名为不为物后，其实早已落后了。故“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的一个理想，决不是漠然无为所能做到，必须时时有自觉的改革，自觉的与时推移。故庄子的自然变化论必须有韩非、李斯的变法论相辅而行，方才可以无弊。《淮南·齐俗训》说：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仪如今言“描准”）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异。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王念孙不明此文之意，妄以“为人”二字为衍文，大误。）“与化推移”全靠有“人”能明白时势已变换了，而又能制作以适应那变换的局面，才够得上称为“与化推移”。故下文又说：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之情。……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这都是说“人”的重要。变化是自然的，而“与时推移，应物变化”却全靠人的努力。

　　《齐俗训》又说：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而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昔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鲁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此未可与言术也。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黑色衣），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刍狗以谢过，土龙以求雨。）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芥而已，夫有（又）孰贵之？礼义法籍，各有当时之用，时过境迁，便如刍狗土龙用过之后，不过是一块土，一束草而已。此即是《泛论训》说的“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也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变法的哲学自然反对崇古的迷信。《修务训》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邻人，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后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所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故有符（符，验也）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这里讥笑那些假托神农、黄帝的人和那些迷信假古董的人，最近于韩非、李斯的议论。《泛论训》说：夫存亡治乱（亡者使之存，乱者使之治），非智不能；而道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这完全是韩非的口吻了。

　　《淮南》之书虽然这样攻击“道先称古”的恶习，却又时时自己犯这种毛病。道家本称“黄老之学”，而黄帝便是完全假托的。“修务训”明白嘲笑那些假托神农、黄帝的人，然而《淮南书》里几乎篇篇有太古圣王的奇迹，无一不是信口开河的假造古史。试举《俶真训》作例：至德之世，甘瞑于溷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当此之时，……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而知乃始，昧昧楙楙，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视于天地之间，是故其德烦而不能一。

　　乃至神农、黄帝，剖判大宗，……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于此万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载听视，是故治而不能和。

　　下栖迟至于昆吾、夏桀之世，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

　　夫世之所以丧性命，有衰渐以然，所由来者久矣。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这正是“尊古而贱今”，正是“道先称古”。道家认定一切有皆生于无，故先造为无中生有的宇宙论，以为无形贵于有形；又造为“有衰（等衰之衰）渐以然”的古史观，以为无知胜于有知，浑沌胜于文明，故今不如古，于是有“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的人生哲学了。其实是他们先有了这种懒惰消极的人生哲学，然后捏造一种古史观来作根据。这是古代学者文人的普通习惯，风气已成，人人信口开河，全不知道这是可耻的说诳了。

　　这样假造的上古史观，人名可以随便捏造，时代可以随便倒置，内容也不妨彼此矛盾冲突，决没有人去追求考证。学者试检《览冥训》说女娲、伏羲、黄帝、力牧一段，《本经训》说容成氏、尧、舜一段，《泛论训》说古圣制作的一段，《泛论训》说五圣制作的一段，和上文引的《俶真训》的一段，同是说古史，而全不相照应，最可以想见当日假造古事的虚妄风气，司马迁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者，其实是荐绅先生所乐道而毫不以为耻的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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