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六苏俄的旅行(5)

十六苏俄的旅行(5)

　　他从欧洲归来，继续在北京大学教了两学期的地质学。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担任总干事的职务。这些文字之中，后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期发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两段专说他的政治思想。他说：

　　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即是“为全体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骤然的变化，他是向来鼓吹“少数人的责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周报》时期写的《少数人的责任》。）但他在1933年出国，不但是希忒拉刚登台，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他到美国时又正值罗斯福的“新法”的第一个半年，正当美国国会把许多紧急时期的国家大权都授予罗斯福的时期。所以在君环游世界归来，不免受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影响，他不但对于议会政体“没有兴趣”，他要公开的讨论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政治”了。他接着说：

　　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

　　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独裁”的方式了：

　　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罗斯福总统一面向议会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一面在政客以外组织他的“智囊团”，就是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取得了许多空前的大权，又能够组织一国的才智之士来做设计统治的工作：这是他在1933年从海外“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得来的“现代政治趋向的风雨表”。

　　我们几个老朋友在那个时期颇有批评在君不应该提倡独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后，我们回头细读他的政论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几篇政论放在一块读下去——我们方才能够认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他的《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和《科学化的建设》两篇更值得我们细读。

　　那个时期最时髦的两个口号是“统制经济”和“建设”。在君指出“统制经济”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

　　没有问题，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中国没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给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扬子江流域所烧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给于北方。……南北如此，东西亦复如此。……

　　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统制棉业而外资的纱厂不能过问，统制航业而外资的船只不就范围，统制煤业而外资的煤矿不受支配，统制的目的如何可以达到？……现在我们的银行大大部分在租界里，可以利用的现金大大部分在外国银行里，……一旦有统制的消息，资本在几分钟之内可以逃的干干净净！

　　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

　　他总括起来说：

　　以上三项，原本是建设新中国的途径，不仅是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没有这些条件而妄想施行经济的统制政策，其危险可比“把一个心脏很弱的人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医生，用重量的麻醉剂麻醉过去，再用没有消过毒的刀子把肚子破开看看。这种病人没有不死在解剖台上的！”

　　这篇文章颇侧重消极的阻止当时各省与中央的各种统制政策。所以当时有人曾说：“丁在君也走上胡适之的无为政治一条路了！”

　　《科学化的建设》是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稿，最可以表现他的积极的主张，最可以表现他所谓科学设计的经济建设是什么。他指出：

　　建设如果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本钱的收回为期甚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

　　1929以前，美国国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中六分之一为储蓄，储蓄总数的一半为固定投资。……以美国国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资还不过国民收入总数百分之九。

　　苏俄的国民收入为一百五十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用于固定投资之款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国人民食不能饱，衣不能暖。因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储蓄，储蓄之可以用于固定投资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则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说的这第一点是最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但这是苏俄的独裁首领所绝不顾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苏俄的奴隶们所绝不顾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余几个要点是：

　　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新设立的机关，……如果不能继续，则过去花的钱都是白费的了。……

　　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才，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

　　第四、凡百建设，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近代的建设事业太复杂了，没有相当的研究与设计，不会得侥幸成功的。……民国十八年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开的民生渠，一共费了八十万元，而事前没有测量，许多地方渠身比河身还高，河水流不进渠内，至今全渠成了废物。

　　最后，他指出建设应该包括人才。“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不能判断政策的轻重，不能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

　　我们必须先读了上面摘引的几篇文字，然后能够了解在君所主张的“新式的独裁”的意义。他在前引的两篇文字里，最后总归结到“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归结到那些“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能够“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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