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六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六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君的第一次中国内地旅行，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的第一部分。（《独立评论》第五、六、八、九、十期）

　　5月12日，他到了昆明。那时叶浩吾先生（瀚）在云南高等学堂做监督，他指导在君改服装，做铺盖，雇人夫。他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5月29日上午，他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戴着黑纱的瓜皮小帽，同九个夫子，及云南提学使派的两名护勇，从昆明出发。

　　他走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他的一个同乡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候他同坐民船下水、沅江，到湖南的常德。在常德，他同他的同乡分手，他自己雇小火轮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经过上海回家。

　　从昆明到镇远，陆路走了一个月，6月29日才到镇远。7月6日从镇远坐船，7月13日到常德。他的游记没有说明他用的是阳历或阴历，有时他说“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有时他说“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镇远”。那年阴历有闰六月，而他的游记从没有提及闰六月，故我们可以断定他用的是阳历。阳历5月29日从昆明出发，已是阴历五月初二日了。7月13日到常德，已是阴历六月十八日了。他经过长沙、汉口、上海（文渊按：在君家兄从汉口回家乡，没有经过上海。他是从汉口坐江轮直达南京。当时我奉了先父之命(我那时十五岁）。同了一个有旅行经验的一个男仆，早先到了南京。去接候他。那时同镇(黄桥）他的友人朱先志。是日本士官毕业生，在南京新军当管带。家兄和他是在日本认识的。家兄到了南京，他人为招待，每次也有我。我们以后从南京坐江轮回泰兴，到八苇港下轮船，换乘民船去黄桥。），他到上海大概在阳历的七月底，阴历的闰六月初了。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有《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其年“五月”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页二四三——二四四），地质学者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文渊按：家兄回家后，少住，就赶去北京，应游学毕业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房先生于此。必有错误。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义以后，曾任教育厅厅长，以后自请以官费留学英国，习地质。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伦时。曾和丁巽甫去访问过他，他在另一小城，已忘其名。家兄考中进士以后，回家的时候，就顺道到了苏州。他为省钱起见，就在苏州和家嫂史久元女士结了婚，那时家嫂父母双亡寄居在其六婶左太夫人处。）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内。依上文的年月推算，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据房先生的自序，游学毕业进士的名录是从《学部官报》及《东方杂志》采辑出的。此中可能有学部汇报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在君游记里的年月至少可以帮助订正房、杜两先生的书中这一榜的错误，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

　　在君的第一次内地旅行最可以表示他的毅力、勇气、观察力。他带了许多书籍仪器，不走那最容易的海道，偏要走那最困难的云南、贵州的长途——“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通省（贵州）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他从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了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不算是调查矿产地质的旅行，只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作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矿产地质的准备。他在贵州的黄果树，恰巧逢着“赶场子”的日子，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狆家子、青苗、花苗等。他自己说：“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族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民国三年，他第二次来游，才开始做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他的一篇《一千五百里的水路》（《独立》九期），记水与沅江，是一篇很美，很有趣味的游记。例如这一段：

　　在黔阳城西，沅水的正源从西来会〔合水〕。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这样能作细密观察的一位地理学者，只因为要挑出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给适之补篇幅”，所以他描写贵州人民吃盐的法子，偶然不小心，说的话就引起贵州朋友的抗议了。在君说：

　　我一到了贵州境内，就看见辣子，少看见盐粑。大路边的饭铺子，桌上陈列的是白米饭、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没有一颗一粒盐屑。

　　在君死后，我的贵州朋友“寿生”先生曾指出，辣子同盐分不得家，丁先生看不见菜里有“一颗一粒盐屑”，正同他看不见辣子的咸味一样，“谁见过有盐屑的菜！”（寿生《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独立》第一九六期）贵州人吃盐比江浙人吃得更咸，“食时菜数越少，吃盐越重”。外省游人单用眼睛去看，不用嘴去尝，所以说错话了。

　　在君从常德坐小火轮到长沙，为的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据朱经农记得的在君游南岳时，有一首说：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从1911年7月到1935年12月，可以说是二十五年前事了。

　　在君回到家乡，大约在七月尾。七十多天之后，武昌革命就爆发了。丁文涛先生说：

　　弟自英学成归国，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萑苻遍地。弟抵里，倡编地方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早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风鹤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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