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

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1)

　　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动向来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向来没有有意的、自觉的改革。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他们的同志有张籍、刘禹锡、李绅、李馀、刘猛等。他们不但在韵文方面做革新的运动。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与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与同时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后。他九岁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他为第一，除右拾遗；因他锋芒太露，为执政所忌，屡次受挫折，后来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量移通州司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时也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们往来赠答的诗歌最多，流传于世；故他们虽遭贬逐，而文学的名誉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为太子时，已很赏识元稹的文学；穆宗即位后，升他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知制诰是文人最大的荣誉，而元稹得此事全出于皇帝的简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荐，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挤。但元稹用散体古文来做制诰，对于向来的骈体制诰诏策是一种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新唐书》说他“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旧唐书》说他的辞诰“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

　　穆宗特别赏识他，两年之中，遂拜他为宰相【八二二】。当时裴度与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这位骤贵的诗人，中间又有人挑拨，故他们不能相容，终于两人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转为越州刺史；他喜欢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诗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为尚书左丞；次年【八三〇】，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

　　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生于大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后的第三年。他自己叙他早年的历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暗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与元九书》】

　　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进士就试，擢甲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为学士；明年，拜左拾遗。他既任谏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谪，他屡上疏切谏，没有效果。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贫，自请改官，除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明年，丁母忧；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当时很多人忌他，说他浮华无行，说他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作《赏花》诗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他遂被贬为江州司马。他自己说这回被贬逐其实是因为他的诗歌讽刺时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说：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致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许，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浔阳浮江上峡，带他的兄弟行简同行；明年三月，与元稹会于峡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们三人在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别。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还京师；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那时元稹也召回了，与他同知制诰。长庆元年【八二一】，转中书舍人。《旧唐书》说：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

　　他在杭州秩满后，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八二五—八二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征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遂除太子宾客分司。《旧唐书》说：

　　居易初……蒙英主特别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訏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太和以后，李宗闵、李德裕用事，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复授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为东都，故各官署皆有东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与京师相同，但没有事做】。他曾在洛阳买宅，有竹木池馆，有家妓樊素、蛮子能歌舞，有琴有书，有太湖之石，有华亭之鹤。他自己说：

　　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杨贞一所赠】，举陈酒【陈孝仙所授法子酿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赠】，弹姜《秋思》【姜发传授的】；《【旧唐书》】【脱“姜”字，今据】《【长庆集》】【补】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

　　开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称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会昌中，以刑部尚书致仕。他自己说他能“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晚年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往来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死在会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旧唐书》作死于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从《新唐书》，及李商隐撰的《墓志》。

　　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改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时，作长书与元稹论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参看《旧唐书》本传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诗”长书寄白居易【《元氏长庆书》卷三十】。这两篇文章在文学史上要算两篇最重要的宣言。我们先引白居易书中论诗的重要道：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这是诗的重要使命。诗要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华，以义为实。托根于人情而结果在正义，语言声韵不过是苗叶花朵而已。

　　泊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时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这就是说，《楚辞》与汉诗已偏向写主观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观地表现人生的工作了。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谢灵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寖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他在这里固然露出他受了汉朝迂腐诗说的恶影响，把三百篇都看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美刺诗，因此遂抹煞一切无所为而作的文学。但他评论六朝的文人作品确然有见地，六朝文学的绝大部分真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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