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5)

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5)

　　【低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

　　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無人曾預料中國之土地革命將造成一種新的低層機構，它的用處在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當時對共產主義有極端信仰之人士亦不過含糊提及要在農村「將生產力解放」。其他人即以為經濟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這樣的看法顯然也是毛澤東的著眼，不然他日後不會再發起不合實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從文化大革命及內戰之後果看來，歷史在長時間內所表現的合理性可能與組織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違。

　　這也不是說毛澤東在歷史上的成就應當小視。四十或五十年前極少人能有長遠的眼光看透中國的前途將從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結構上改造著手。經濟上的建設應當注重最前進的部門。與農民為伍，不無人道主義的吸引力，要假他們之手改造中國的命運，聽來則不免荒唐。可是只因毛鍥而不捨，事實之展開終如他之謀劃。他的運動既要勇氣，也要耐性；一方面出於機巧的計略，一方面也靠好運高照。

　　這些條件匯集，才有人民解放軍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種命運上的錯安排：傳統傾向於均一雷同，以爭取動員時的簡單，終能抵擋住對方使用科技的優勢。這優勢不能全面分配，在戰場上反足為使用者之拖累（雖然稍有出入，這基本戰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後使美軍的優勢無法施展）。並且在內戰期間，毛之野戰軍有意避免高層機構。中共統治之下極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隊只用無線電聯絡。在戰場上軍事人員和政工人員暨經理人員一般靈活互相調用。在雙方互予彼此極大之損害後，這農民軍的鄉村性格使它元氣容易恢復，為國民黨軍隊所不及。

　　可是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中國的農業問題在戰前已由貝克（John Lossing Buck）、陶尼（Richard H.Tawney）和費孝通等人提出。這問題的根源也可以從各種方志上看出，總之是耕地短絀、人口過剩、農民負債。可是及至詳細情形經過實地報告提出，當中問題之龐大與嚴重，仍足以使從事工作者驚訝。佃農問題並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時分割得如房間大小，耕牛無從轉身。有時所謂地主與佃農只有大同小異，彼此距挨餓不過只兩三步。放高利貸已是千篇一律，及於放貸者的親戚與鄰舍。所謂剝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給予低過生活費之工資。在這種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濟貧，也難劃分界線。這種種現實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事蹟。當初農村問題本已嚴重，最少近幾十年來又無人過問，只令之江河日下，況又內外煎逼，農村且還要承受戰爭與災荒的後果。

　　毛澤東乃是古今一大宣傳家，他認為「蔣介石與美帝」應對這情形負責。在他筆下，凡是中國傳統內之事物全可以稱為「封建」。內戰期間，凡是青年男女受過教育或只有幾分教育的，都全部募來組織戰線後面的工作。中國既已有了整個年輕的一代對現狀不滿，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幹部。

　　美國作家韓丁（William Hinton）已將山西省一個村莊裡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書《翻身》出版，也可視作一種古典型的紀錄。鬥爭以恐怖政策起頭。一批鄉間的流氓地痞先進入鄉村將這村莊制住，中共的幹部也用威脅利誘的手段鼓動村民。村民因為過去文教的束縛不願出頭，幾經慫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緒被激起，他們即將村中若干生活過得去者的家產沒收，也有好幾個過去為惡的人被當場打死。可是這一切也還不過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穩定，整個地區也在掌握中，另有一批新幹部進入。過度的行為被檢點；對過去之事尋差報仇也不再繼續。村民開始行使他們的選舉權，整個地區內共產黨員的名單也開始露白。所有黨員都要一一在人民面前對帳，稱為「過關」，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為共產黨員，或也要改造學習。各幹部將馬克思的勞力價值說（一切價值出於勞力）教與村民。

　　重新分配土地時固然視家庭內之需要，也顧及其已有之勞力。事無大小，共產黨員均不厭其詳的一一區分。其所作調查統計之細超過任何習慣之標準。用道德規勸的時候也貫穿各人良心。毛澤東與共產黨人執行土地改革之精，確實令人驚訝。讀《翻身》，一個讀者可以體會到整個社會實際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盧梭所謂「高尚的野蠻人」在此時出現，也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主要的行動全經過協定，詳細規劃，初步試驗、修訂，付之實施、重新檢討，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數。在村莊之外，地區工作人員檢討他們的工作時，其擴大會議可以糾集到幾百個代表討論上好幾個星期。韓丁提出，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次會議，有一千七百個代表參加討論了八十五天。

　　這樣一來，中共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重分土地之後，不僅使以後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相當容易，同時毛和中共也構成了一種發號施令之體制，由以萬計的村民大會一直向上結合而成。它們又有農民協會和貧農團體支持。某些單位等於選區。有了這樣的力量擺在他們後邊，中共從此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已無實質上的困難。國民黨軍所轄疆土日蹙，防線也愈退近各市區的城垣。

　　一九五〇年間的成功，加上與美軍作戰至少也打得一個平手，大為增進了毛的威信。經濟方面的成功也不難道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可謂有三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東北原來有「日滿鮮」體系，東北的生產和分配只向日本與朝鮮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經濟大體向外，由國際力量支配。中國內地既為農民叢集之區，一向被遺棄如孤兒。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三位一體，全部經過共同管制。蘇聯援助數量極為有限，但是無耗費的放在有效之處實施，也發揮了功用。農地集體化，除去了當中的阡陌，減少了荒廢，也節省了人工。中國的工業本來就級位低，又受多年戰爭損壞，所以經整頓培植，新狀態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條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環性。到一九五八年，所有有利條件或已用盡，或無從繼續。

　　在這關頭，毛澤東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大躍進顯示他以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問題都可解決。「後院煉鋼」成為一時風尚。當各種事業缺乏資本的時候，毛認為，鼓足幹勁，筋肉上的額外付出能創造資本。當經濟內服務性質的事業用到盡頭時，他認為即地生產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並規避科技之需要。這樣一來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原始經濟，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過限度做到極端。他力之不及，則雖必需卻令其付諸闕如。

　　自此，這些原始的細胞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無法利用。這和現代經濟原則相違。後者抓住各地區和各因素間之不平衡，將一種互為協定的辦法使一切整體化，而在更大的地區及更高的層次取得平衡。大躍進的災害已經傳遍。可是在這錯誤的後面仍有一種不同的人生哲學。一九五八年年底，劉少奇指摘毛澤東時以為他已創造了無階級社會，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樣就算得上共產主義，中國的社會也無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了。這一切，劉綜合稱為「一個烏托邦的夢想」①。

　　①這批判由中共中央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的決議提出，原文載《人民日報》、英譯見Dan N.Jacobs and Hans H.Baerwald,ed. Chinese Communism: Selected Documents（NY: Harper ＆ Row,1963）,pp.109-132　因為兩人的立場既如此明顯，本書作者即直接指出此係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批判。讀者也可參閱中共在一九八七年編印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頁三百四十三以下各節，內中對毛澤東主動與間接參與文革有直率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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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企劃失敗，加上蘇聯收手及收成無起色，毛澤東的命運跌至最低點。可是他不甘心。他以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場。這看來也奇怪：如何一個人會有這樣的力量？而事後全國都認為這一切都是「錯誤」、「離奇謊言」、「恐怖空氣」？這樣，我們如何說明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

　　簡概說來，文革不能以參與者的言行解釋，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觀察者而獲得適當解釋。它在歷史上的意義可能尚在毛澤東本人理解之外。毛做農民運動前後四十年，也解決了歷來在中國歷史裡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問題，他並作詩自為炫耀。在其過程中，他也有兩弟一妹一妻一子慘死，他卻覺得他的權力足以保全他創下的運動。同時，不要高層機構著手的廣泛群眾運動也是他的一貫作風。他既有人之弱點，也可能在給新興官僚和一班文學藝術家打擊時感到惡意的滿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創的低層機構從未與上端構成組織結構上的聯繫，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識形態為憑。一到實際的政治作風露出真相時，毛澤東即想不出自己為何必須放棄他做中國革命發言人的地位。這時候他只要和林彪聯絡，又動員紅衛兵，就完成了重新奪取領導權的一切準備。

　　毛澤東雖孜孜不倦讀史，卻想不到自己不過歷史的工具，他，毛澤東，一生事業也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環。他已經掃除了農村內放債收租的陋習，過去這習慣如癌症般影響到鄉村裡每一個細胞的健康，阻擋中國的現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產生的均平主義當作最終目的，從今之後一切都維持原狀，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過產生一種現代形式的「均田」。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制度縱有政府下令保護，亦無從防制日後的侵蝕。毛好像不是對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確曾囑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幫」，暫且不說。無可否認，最後幾年他已與林彪疏遠而決絕，而且讓周恩來與尼克森及季辛格接觸。至此看來，他已經在尋覓另外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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