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八章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4)

第十八章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4)

　　【自強運動】

　　「自強運動」名稱出自《易經》，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而來。用這標語概括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代中國大效西方，其名稱已表現著防禦性的動機，當日提倡向西方學習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動必被批判，因之引經據典強調時代之不同，才有這舉動之必要。同時他們也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解釋說明學自西方的無非一種技術性之事物。在各種基本的條件內，他們始終不脫離中國文化的傳統。

　　實際上縱有對他們的批評，其態度並不苛刻。可是維新運動本身範圍如是窄狹，也就無從達到預期效果。

　　一八六〇年各國與中國訂立和約之後十年，一段短時間雙方關係良好。西方人既已由中國滿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壓力。強硬派如額爾金及巴夏禮（Henry Parkes）已離華，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國總稅務司之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張雙方開誠善意相待。他們相信，若予以適當鼓勵，中國為本身之利益，亦必將門戶開放。同時恭親王為「議政」，輔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載淳，一八六二─一千八百七十四在位），也覺得條約帶來的天地無從規避，中國理應對條文真實的履行，不當妄想藉機廢除再回覆以前外夷進貢的局面。因為這種和諧之氣氛，自強運動一時有了長足進展。

　　一八六一年北京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對待外國使節，管理因條約而產生的各種事務，與舊式的部院同時存在。又設同文館，教授外國語言，不久其他類似的學館也開設於各通商口岸。輝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萬國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於一八六四年譯成中文，由總理衙門刊刻成書。與太平天國決戰之最後幾年內，中國以學者出身而總管軍事之人物對輪船及新式器具有極深刻印象。所以一到太平天國剿平，曾國藩、李鴻章和另一湘軍領袖左宗棠都藉著他們在各處為總督的地位，於南方大城市設立機器局和造船廠，其器械由海外購來，也雇用外人技師。至一八七〇年後與歐洲各國關係再度惡化，這種舉措亦並未終止。輪船招商局設立於一八七二年。一群中國學童被派在美國留學。開平煤礦始於一八七六年，在天津附近。這期間內，中國城市也開始有電訊的聯絡。

　　有了這些活動，自強運動表示著一種意志單簡的目的：中國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實軍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輪船與槍炮，所以他們設立的是船塢與兵工廠。所有的改革也與其他部門隔離，以免妨礙舊有法制規章。所訓練的「洋務」人才，預定為中國舊式官僚手下之技術助手，所以傳統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變，科舉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動。

　　這有限目標始終無法獲得，原因不能解釋。當時人所謂「洋務」，實際為「西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現代物質文明所產生之後果，緣於社會上注重效率，在各處請求準確之所得。這和中國的官僚組織立場全部相反。後者有了一個龐大的架構，一向站在非競爭性的立場，幾百年來只望維持一個大體過得去的標準，以保持內部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採取重商主義，中國維持農業社會習慣。這習慣之不同，影響到每一件兵器的製造者和使用者，更別提到他們的組織人與協調人。這差異也在每一日發生影響，在每一行動之中發生影響。

　　這些兵工廠和造船局設立時好像商業組織，可是它們沒有相對的公司可以發生商業上的關係。他們為製造者，可是社會上沒有材料與零件供應者和推銷員。它們與外面有來往，其關係也鬆懈。組織中的帳目無從認真核算。他們也無從編製預算，因為政府本身尚無預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無標準，因為中國全部的經濟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標準。

　　稱以上情形為「腐化」，可能對整個問題產生錯覺。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態惡化而產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義加以譴責，則必須承認事前已有一個完整體制，在其惡化之前確曾站得住腳。

　　事實上它站不住腳。一個測驗立即於一八八四年來臨，中國由於對越南之宗主權與法國發生戰事。短時間內法國艦隊使台灣基隆砲台無所施其技，也佔領了澎湖。法國人回顧中國大陸之際，他們只花了幾小時就破壞福州的船政局，這馬尾船廠過去也由法國資助而開辦。

　　在長時間講，失去越南的宗主權等於塞翁失馬不為非福。可是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戰結束時中國覺得藩籬盡失，其弱點也更暴露，以後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戰。十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顧中國主權，逕自征台。在中國西北角，俄國又已攫取一大塊土地。公元一八八一年彼得堡條約名義上尚稱為中國外交上之勝利，可是中國仍要向沙皇付盧布九百萬，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帶疆域。與法國停戰之年，英國也奪緬甸為其保護國。

　　十九世紀末期，因著西方工業革命之成熟，已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時代。任何鬥爭之失敗者，都可能被視為品格低劣。中國在外交上一貫的失敗也愈使自強運動看來差勁。最低限度，它使中國拋擲了二十年寶貴時間。可是在中國現代史裡，它尚不過是一段連續「失敗」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們才有機會將這串事蹟以較積極的眼光看待。有了新的縱深，我們可以斷言，即算失敗，它們也是一種龐大革命之前無可避免的步驟。與鴉片戰爭後之全無反應對照，一八六〇年間的改革在實踐方面很嚴肅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傳統的名目自保。他們小心謹慎，但傳統中國之架構已被他們打下了一個大洞。他們「自強」的結果在我們看來固然失望，可是從當日時間與環境看來，已不足為奇。

　　我們不能忘記，他們使中國工業化，尚要從編撰最基本的數學教科書做起，學習語言的學生也限在十四歲以下。這使我們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遙遠！自強運動以接受科技作基點。三十多年之後。公元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維新」，已準備寫憲法，在制度上求改革。再過二十一年，中國進入民國時代，知識界也猛省到改革不僅應從他們自身著手，而且要從他們自身的思想開始。雖然無計劃，這一套事情向前推進，似有階梯，使我們感受著歷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邏輯；它的長期之合理性也讓中國的革命多出一點時間作充分的準備，更給它相當壓力使它貫徹到底。以目下問題之大，這一切龐大的規模與縱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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