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2)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2)

　　【地緣因素】

　　這是誰的過失？我們是否要責備宋代的改革者，他們過於輕舉妄動？要不是他們的失敗，何以一千年後，無人再敢嘗試以貨幣為管制的基礎？是否咎在忽必烈？他一心只顧到戰勝取功，而未將中國本部構成一種系統？是否我們又要譴責明太祖朱元璋？他是否對宋朝的失敗反應過甚，因此才把鐘錶向後倒撥，超過了任何合理的程度？是否清朝皇帝也有罪愆？他們一心只想做中國式的天子，而不敢真實的恢復中國固有文化的長處。甚至今昔情況已有不同，他們生活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應當對外間世界多幾分認識？簡單的說，從短視界看來，或否或臧，以上假定，其中一個或是全部都可以經過一番搜集，構成令人置信的專題。

　　但是把這些事蹟擺在一起，前後貫通的看來，我們覺得當中有無可避免的地緣政治因素在，它的影響超過所有歷史人物及各朝代作為的總和。本書在前述各章內，前後提出各種議論，綜合起來都可以歸併於亞洲大陸整體性所賦予歷史的影響。既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國不得不構成一體，於是才能生存。戰略上的需要不僅要顧及攻勢的力量，能對沙漠地帶有衝擊力，尤其要整備後方，造成長期作戰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則是，要有後勤的能力支持以上兩種要求。在這些條件之下，斷定了數量的優勢超過質量。亞洲大陸的氣候如是，所有的皇帝與中樞主政的官員，不得不經常想起饑饉和可能引起謀反和叛亂。如何使生活更豐富優渥只能擺在這些顧慮之後。另外要防制地方力量威脅中樞，則貴族的莊園不容考慮，在此情況下只有向個體農戶直接抽稅。簡單均一成了當中最重要的原則。

　　開庭審案在這種體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費以及訓練一批精通法律的職業人才都得再三考慮。有了以上的前提，則在經濟上比較合適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國」時，南方比較有效率的國家設施都不能經久。中國歷史上的大帝國如漢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線條的基礎之上。宋朝對貨幣的著眼較為前進，可是結果仍被比較落後的明代制度席捲。清朝皇帝的優點和劣點已經擺在眼前，從歷史上長期合理性的觀點看來，他們等於被邀請鬆解一個憲法上（此指不成文憲法，亦即基本的組織）的死結，他們文化程度較低，至此反成長處。因為他們無牽掛，所以更能一視同仁。他們也更能心甘情願的學習，因之他們施政之綱領有社會環境的支持，它總是重視最主要的事物，也注意於滿足人類最基本的要求。

　　於是，有一個可怕的情形要預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國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一千年來之所作為。在西歐和日本，以商業上的條理治國可以從組織中層發動，商人可作有效的貢獻，中國則需要將商業條理與組織加於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億萬計的農民頭上。而社會的習慣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內中私人財產權有了君子不言利的習慣，又用自我抑制，對人謙讓的教條阻塞正當的爭辯，結果只有使真偽不分，上下顛倒。有了這些複雜的因素，來日的革命要將這一切清算，必定會曠日持久，也會悲痛慘切。

　　【社會經濟方面的限制】

　　現在我們可以再從一八〇〇年的立場重新檢討朝代循環說：乾隆的記錄不如他說的那麼完美。一開始，他並沒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財政系統，有如最近的研究所發現。也像和珅事件所顯示，他生前有不少難為人言的事蹟，當時仔細的遮羞，事後才逐漸暴露。傳統官僚主義的作風，真理總是由上至下，統計數字反映著上級的要求和願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漢人組成的「綠營」擔當，他們曾遭受嚴重的損失，只是沒有對外公布。白蓮教為一種秘密結會的組織已有多時，事實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後數年內公開叛變。

　　與群眾暴動密切相關的，是由於過去一百五十年內部的和平和繁榮引起人口的激增。迄至一八〇〇年，中國的人口已接近或者遠超過三億。無可懷疑的，在滿清前四個皇帝在位期間，他們統轄的人口已經增加一倍。在這農業國家內，勞力即是資本，農業上的剩餘很難轉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的用以支持人口。可能開拓的新耕地日見稀少，這國家就不幸的落入馬爾薩斯的「慘淡的科學」範疇裡去。馬氏的人口論與法國大革命同時，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十年。

　　接近一八〇〇年。山西之票行已開始在各大城市設立分行。蘇州和南京地區間，絲織品的緞機據稱數以萬計。製鹽業、銅礦和瓷業的製造雇傭了大量勞工。這些傳聞通常零星的載於各種資料之內，缺乏詳細的記載陪襯，有時使現在的讀者感到迷惑和懷疑。實際上這些情形最多不過表現，迄至歐洲工業革命之前，中國仍有若干財富單獨集中的例子，為西方所無。可是這些零星的情節不足以構成一個系統。

　　如果我們一定要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的話，我們一定要想像其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一個社會要從「農業的系統」轉變而為「商業的系統」之際，不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調整才能適應新環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經過相當的準備，然後他們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種社會的強迫力。個人及各公司給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銀錢證明私人財產權已經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將服務及貨品互相交換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勸說而自願參與。因此，癥結不在於財產之多少，而是這財富如何才能交換而用於投資，使它繼續成長生利。及至今日為止，所有的國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經驗後，即發覺其轉變無可逆轉。中國在一八〇〇年毫無與這程序接近的徵象。所以將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來，而稱中國已有了「資本主義之萌芽」實無意義，這等於說一個小孩子不稱他為小孩子，而勉強叫他為「預備成人」。

　　【清朝實用主義的局限】

　　清朝在學術上以「實用主義」著稱，在一八〇〇年前，好幾部偉大的小說已經出現。可是這裡所稱實用主義只不過說當時的學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學明儒之接近於參禪以求頓悟。他們仍然缺乏一種物質上的環境足以使他們獨立的思索。所以也無法脫離根深蒂固的社會價值，這些社會價值既已於官僚的經理管制結不解緣，他們也就信而不疑。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過去學者若干的矯柔造作，可是所謂實用主義者緊隨儒家經典和歷史，始終無法產生一種透視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見。實用主義有何用場？還不是脫離一種思想系統以便製造另一種。像培根和笛卡兒所發現，科學因長久的和堅持的「不相信」而產生。清代的實用主義者無此徹底，他們也沒有希臘科學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規需要不斷的展開（這種想法日後對歐洲的文藝復興產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實用主義尚不能產生有如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多元形態。

　　清代的小說也實有它們獨特之處。他們將當時的生活狀態以極悠閒的態度寫出微細之處，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畫。可是從歷史學家的眼光看來，這些小說仍為官僚主義之下的產物。《紅樓夢》帶著唯美的色彩，過度的追懷過去，過於感情化，過於女性味；《儒林外史》極端諷刺，卻好像一部論文集。作者之憤怒和自我憐惜表彰著他們生活範圍之窄狹，他們的讀者與愛慕者想必深切的了解而具同感。

　　我們是否把一個時代批判得過度？如果我們的目的只在敘述十八世紀，那可以說立論過於苛刻。要是不脫離十八世紀的眼光，本來我們也可以循著歐洲的啟蒙運動，讚揚中國為社會上和諧的好榜樣，或者像法國的重農主義者一樣，相信中國人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要緊之處，再不然又可以學著當日的技工，欣賞著各種中國式（chinoiserie）的物品，從柚木桌椅上的鏤空雕刻到幾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綢緞之精美。可是片面的優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機和危險。公元一八〇〇年距鴉片戰爭只四十年，那一天來臨時，中國和滿洲的士兵要用過時的梭標與大刀對付一群以五百四十尊火炮擺在十六艘船艦之上渡海而來的敵人。以後尚有接著而來的一百五十年苦難事蹟，這些事蹟也都是源於同一基本原因而產生的壓力與緊張性，一路下去終至於文化大革命。外間的觀察者看不清其來龍去脈，所做分析，才會以「瘋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為題。

　　我們雖對十八世紀中國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無非說明此中確有「根源」，但無「瘋狂」。假使讀者願意追溯深遠的話，則表面上看來不可思議的地方仍有其解說。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歷史。在那情形之下，一八〇〇年並不是一個分裂點，它是一個適宜的基點，讓我們稍做停留，瞻前顧後地反思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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