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4)

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4)

　　【安祿山之叛】

　　安祿山係邊防一位混血的將領。他生長於今日之熱河，在唐時屬於國防邊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場合之中任翻譯，後來加入邊防軍的雜牌部隊而以才能獲得迅速的升遷。一位巡視的欽差將他的經歷報告皇帝，公元七四三年他來到西安，為皇帝所召見。自此之後他有了將領的身份，一身而兼三個地方節度使，總攬境內文武諸事。過去的史書攻擊當日政策之錯誤，均竭盡能事的指出如此令大權倒置之愚昧。可是從歷史上的證據仔細檢討，我們已可看出，當日邊區之經營需要在當地各處不斷的調整，已不能由中樞一種官僚組織監督。

　　公元八世紀草原地帶出現無數好戰的部落，簡概說來，符合賴德懋所謂草原地帶的循環性乃是中國內地循環性的副產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國自統一趨向分裂，草原地帶諸部落則反其道而行。可是從我們所考慮的史蹟看來，則表現著當唐朝一心開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時候，北方邊境的情形更對武裝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則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國對邊境的政策大致上出於被動。偶爾中國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現，戰勝取功，恢復了業已失陷的土地，保障了商業路線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暫時平壓下來。然則這段期間中國方面也有嚴重的失敗。況且每次交鋒之後，仍用和親納貢的方式結束。這幾十年內未曾有過一次殲滅戰的出擊，又沒有大規模全面攻勢，也缺乏永久性的規劃。只是我們也要承認，在這時代採取以上諸步驟並不適合於大局。

　　李隆基長期御宇的時間內，邊防有了改組。表面上看來，全國防線有兵員近五十萬人，馬八萬匹。向前方供應的穀米和布匹也有了增進。但是從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來，前方實情與送達國都西安的報告已產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數字是否確實至為可疑。當中更令人懷疑的則是：縱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禦線上各點分割而固結，在很多地方，仍難於對付游牧民族機動的騎兵。

　　當安祿山成為問題的時候，國防線之東北角成為高麗人、契丹人和另一種突厥語系的奚人（Tatabi）進出的場所，當地人口五花八門，情況則帶流動性。經濟發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調查，遑論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將領只能相機的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應，通常與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達到目的。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既通數種語言而又機警，實為宮裡亟待借重管理邊區的人才。事實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將。並且在安祿山叛變敉平之後，唐朝仍繼續使用這樣少數民族的將領。有了這些事實作背景，我們不難斷言安祿山白手起家，以對朝廷之忠順作代價鬻得節度使的官職。他對西安的孝順包括對皇帝本身的奉獻，可以證明此語非虛。

　　當然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種令人振奮的氣象。試想當初均田制已實施有時，府兵也能達成任務，全國表現一種粗線條，卻又實在的派頭。當大唐帝國的威信為遠近懾服之際，只要讓所徵之兵開赴前方邊鎮，已足使好戰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後行。

　　於今則除了龐大的軍事預算之外，邊防將領又從傭兵出身，他們的任務職業化，如此一來，全部發展和文官組織大相逕庭。而後者仍是堅決的站在平衡與對稱的立場，雖說因著局勢之變化，文官組織內的成員也早已經有了各色各樣的衝突與傾軋。

　　【朝代的弱點全部暴露】

　　安祿山的興起只能掀動兩方的矛盾。因為他被視為有才幹，更被賦予獨斷的權力，至此他也就更無可取代，於是一切發展成螺線型。當他的轄區與權力相繼擴充時，皇帝也給安各種恩遇，又讓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稱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稱自己為父，楊貴妃為母。可是後者之從兄楊國忠一口咬定安祿山遲早必反。邏輯上這不能說是估計得不正確；然則既無適當的對策，只是這樣說來說去，也將逼得安祿山不得不反。最後他採取這步驟時，即以「清君側」為名。結果則是朝代所隱蓄的各種弱點一朝暴露。所謂內陸的商業繁華，實際上，南方向西安所輸出無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該地區賺回分納於國都賦稅的一部分。貨物之流通從未兩方來往，因此軍事行動之打擾商業，就無從引起群眾之反動（要是商業之進出影響到大批人民之生計，則激動之餘，他們也不會對這樣的軍事行動等閒視之了）。

　　所謂京軍不過宮廷裡的儀仗部隊。臨時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無業遊民，無意於戰鬥。對付反叛的軍隊，政府方面更因著政治之需，犧牲戰略上的考慮。第二個夏天，西安被威脅，於是皇帝、他所寵愛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從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孫所謂六宮者，僕僕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難。出都門不及百哩，護駕的軍士叛變，他們先殺死楊國忠，次要將楊貴妃賜死，玄宗李隆基別無他法，只好讓她被縊死。這位憂慮滿懷的君王到四川的傷心旅程，表現著國都與農村兩端之間缺乏實質的聯繫。玄宗和護駕軍士的對話，證實了我們的觀點：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種極權的產物，只是它的基礎無非儒教之紀律。當這紀律敗壞時，此極權也無法維持。

　　安祿山的叛變被敉平，他的兒子安慶緒和其他番將的變亂也終被解決。可是唐代朝廷從此未再重新掌握到過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勢。在剿蕩以上叛變的時候，政府不能不倚重邊區的雜牌隊伍，有的算是中國人，有的則屬於少數民族。實際這也是在小處一再隱忍妥協，而將問題延擱。只是安祿山和他的效尤者也無能力，甚至缺乏組織上的邏輯去推翻李唐政權，或者統一北方。唐代的後期可說生存在一種不穩的平衡之中。

　　唐朝組織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隨著而來的租庸調稅制和府兵並未明令廢止，只是任之用進而廢退。公元七八〇年總算產生了一項新法規。所謂「兩稅」從現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徵收，而放棄了有名無實的均田人戶。這辦法沒有全國標準，中央政府不過將數額分配於各道（較以後之省為小，較州為大），責成地方官作內部分配。實際上全國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數在北方，從未繳稅於中央。即是南方，繳納的品物也採取一種進貢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長得到中樞的借重，而算不上執行國家權責。

　　【不穩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為政的情形與以後一百五十年共始終。可是這與第二帝國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華族大姓與上述的發展全不相關，舞台上主要的人物為軍人，可是也沒有繼續不斷的戰事。敘述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參考賴孝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所說：「此中的情節必有相對性。」唐初的壯麗繁華經過誇張的鋪陳；說到後期的凋零和敗壞也可能說得過度。事實上地方分權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譬如說成德鎮下轄四州，在今日河北之東南，即始終由同一個王家掌握超過一百年，這就不是不穩定的徵象了。魏博鎮的何進滔於公元八二九年由軍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認任節度使，下轄七州跨於今日河北河南之間。傳統歷史也說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將職位傳至子孫。這種發展證實了一個亙古不變的一般原則：誰有能力徵稅，誰就能掌握稅收所及的地區。這時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種抽象觀念組成的大帝國，其管制的範圍縮小，行政的效率必較前提高。

　　可是一個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點。公元七六三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奪；七六五年他們又和回紇在郊外集結，準備再來一次洗劫。唐將郭子儀時年七十，不顧本身危險，單騎無武裝的來到回紇陣營之前。過去他曾率領唐帝國的少數民族部隊，這次他也獲得成功，他以口語重申中國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紇首領再度羅拜稱臣。回紇既已歸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營離去。在這情形之下，郭子儀個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壯舉與盛唐的情形比較已是今不如昔。

　　試想初唐帝國藉著一個異民族的力量壓倒另一個，把自己的權威擴充到一千哩以上的國界邊境外去，這已是無可比擬了。事實上自安祿山叛變之後，黃河上游以西的地區已永遠被藏民族佔據，邊境衝突也經常發生。七八七年的談判失敗之後，藏族部隊俘獲了一萬多中國人交付與其部落為奴。當通過一段峽谷之前，這些吐蕃藏人讓俘虜東向父母之鄉辭別，史籍上提及有好幾百人哭昏過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親政策讓家公主嫁與回紇酋領（如肅宗李亨之女寧國公主，憲宗李純之女太和公主）。這幾位年輕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別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蹟，至今讀來令人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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