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八章歷史向側面進出

第八章歷史向側面進出(1)

　　【前言】

　　在傳統史家筆下，魏晉南北朝時期無道昏君之多，可說是空前絕後。然而與其說這是皇室品質惡化的結果，毋寧說是反映了這時代國家體制的脆弱。面對如此長期的動亂不安，歷來做為社會綱紀的儒家思想，已無法滿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傳入的佛教，卻適時提供了飽受苦難的人們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時大為盛行，深深影響此後千百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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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中。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的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而在廣大的國土內，很多相衝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裡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於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衝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

　　曹操的罪過，不僅在於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並且在於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眾所公信的神話。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當曹操於公元二二〇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於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四十五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製。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號為晉。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內稱：「國家本是精神產物。」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干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維利（Machiavelli，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人，提倡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在中國的戲曲裡，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牆壁，以顯示其譎詐，只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從臉譜論人物】

　　中國的戲曲始於唐，而取得市井間娛樂的地位則於宋，其衍變而為今日之「京劇」，至少距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代又已一千年。雖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時期人物仍為舞台上最被經常排出之角色。在這群人物之中最為人欽仰的乃是關羽，他是一個帶兵的將領，面譜上特具棗紅色。在真實生活裡，關羽剛傲而缺乏處世的謹慎周詳，他不顧利害讓自己兩面受敵，弄到戰敗授首，比曹操早死一個月。可是千百年之後關公仍被中國人奉為戰神，民間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揮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量。關羽「義重如山」，至今秘密結社的團體仍有些奉之為師祖。

　　戲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極端的關係中保持某種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物呂蒙。此人無疑是在戰場上計害關公，而將他的頭顱交與曹操邀功的吳將，其臉譜也將其個性誇大的表現，即與實際的面貌相違，也無傷大雅。呂蒙初為純粹武人，有不屑於文墨的態度，只因為上級督促，他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開始讀書。可是如此一來，書中文句使他神往，這從他手不釋卷，在極短時間之內，在理智上有了截然不同的改變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驚異著此人從不學無術的武人，一變而為有心計的戰略家，因之「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他的臉譜上以蝴蝶式的設計陪襯著兩隻靈活的眼睛，表徵著一個複雜人格內心的機動力。很顯然的呂蒙之所特有，是為關羽之所獨無。

　　這樣的軼聞瑣事雖有趣，讀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書作者建議我們注意社會學家區分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辦法。這也就是說，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結構上稍鬆懈的部門，雖然大致上依據「高級文化」吹搓而成，卻又在細微末節之間穿插交鑿。這種非正式而帶娛樂性的安排，使哲學家和大政治家的見解下達於一般民眾。京劇將這段歷史極盡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十六世紀一本大眾化書籍之助。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富於傳奇性，這書將當日事蹟極端的小說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傳統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數的群眾欣賞到的一段論說，與前述大歷史家錢穆所提出者，沒有根本的差別，亦即是「國家本是精神產物」。既如此，則愈在危急存亡之秋，個人的品格，更需要嚴格的評判。很顯然的，此中戲劇家與傳統歷史家具備同樣的信心，他們覺得道德上一成不變的尺度，足以衡量個人的品格。他們的立場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麼他們綜合的見解，也可以簡單明瞭的以臉譜上的紅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歷史家代表著大傳統，其任務為「褒貶」，當然也盡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們烘托出來，這一時期「無道昏君」之多，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請注意錢穆在《國史大綱》裡所提出的：「荒蕩不經，其事幾乎令人難信。」）劉子業為南朝之宋的「前廢帝」，他十七歲登基，在位十八個月。歷史紀錄上記載著他的異母姐山陰公主曾對他提出，「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妾惟駙馬一人，事大不均！」廢帝於是替姐置男妾之稱「面首」者三十人。司馬衷乃是晉朝的悲劇性皇帝，當他在位時，內戰爆發，戎狄交兵。據說隨從報告他：「天下荒漠，百姓餓死」，他聞之而說：「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齊主「東昏侯」蕭寶卷，也是弱冠踐祚。他鑿金為蓮花貼地（蓮花乃佛教聖品），令他心愛的潘妃行其上，稱「此步步生蓮花也」。

　　這三位昏君都被弒。劉子業如果真替姐設男妾，在男重於女的社會裡當然不能逃避譴責，可是暴露他舉動之荒謬，乃是在他被弒之後提出，並且文中還講到他寫的字不工整，這也算作他無德君臨天下的表現。山陰公主提到的兩性平等，不論其是否真確，看來其主張已遠逾五世紀中國習慣的尺度。我們既曾聽聞到法國大革命時，皇后瑪麗安東尼「沒有麵包何以不食糕餅」的故事，則難能不懷疑晉惠帝司馬衷之何不食肉糜。這兩段故事距離一千五百年，只是內容太過於相似了。另外我們也很難認為第三個被弒的蕭寶卷以蓮花在室內地上設計為不道。如果他的創作確如史書之所描寫，我們只能欣賞其獨具慧眼的風格有如波蒂塞利（Botticelli）所畫的美人──她在《愛神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態，只是富於中國情調罷了。總之，藝術家的創造力和專制魔王的狂妄，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這種種故事中，作史者的態度，較諸他們筆下之題材還要值得考慮。有了以上的軼聞瑣事，這些歷史家提出一點令人特別注意之處，中國的專制皇權具有雙軌性格。皇帝以聖旨號召，固然從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規的至美至善，可是生靈塗炭時，他也真要切身的負責。除非百姓安居樂業，為人君的不能安逸──這點早經孟子不斷的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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